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华侨报
2026年8月28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先生走了。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不是因为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日子终会到来，而是因为有些演员，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她在那里。即使这些年她很少登台，即使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剧场里见到她，仍然会觉得，只要想听，打开一段录像，那个人就还在那里，那一声唱也还在那里。现在才突然意识到，一个时代又少了一个人。
对于喜欢京剧的人来说，79岁的李维康先生不是一个需要翻资料才能想起来的名字。她的声音，几乎已经嵌进了几代观众的听觉记忆里。清亮，圆润，宽舒，又有一种很特别的韧劲。
李维康先生不是那种一开口便故意把“派头”摆得很足的演员。她唱戏，首先让人听见的是人物。唱杨开慧，有杨开慧的刚烈；唱李清照，有李清照的幽咽；唱王宝钏，有王宝钏的幽怨；唱《四郎探母》的铁镜公主，又有铁镜公主的爽朗与明快。一个演员能够让观众忘记她自己，而相信舞台上的那个人物，这大概才是真正的本事。
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听老艺术家的戏，其实是在听一个时代。他们的咬字、行腔、气息、身段，甚至一句唱腔里那一点不肯偷懒的劲头，都是今天很难复制的东西。那是从科班里一天天磨出来的，是从无数次舞台上熬出来的，也是从一代又一代前辈艺术家手里接过来的。
李维康先生十一岁进入中国戏曲学校，学过梅派，也学过程派、荀派。她并没有把自己锁死在某一个流派里，而是从不同门派中吸收营养，最后唱成了自己。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京剧最讲规矩，也最怕没有自己。只守着规矩，容易唱成复制品；只顾着自己，又容易离开京剧本体。李维康先生的难得，就在于她一直在这两者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你听她的唱，知道从哪里来，却又不会把她误认为哪一位前辈。
我尤其喜欢李维康先生在舞台上的那种大方。没有小家子气。不论青衣、花衫，不论传统戏还是新编戏，她站在那里，总有一种很舒展的舞台气度。京剧舞台其实很残酷。一个演员有没有气场，亮相几秒钟，观众就知道了。李维康先生属于一站上台便能把人物立住的演员。
当然，说到李维康先生，就不能不想到耿其昌。很多戏迷心里，这两个名字几乎是连在一起的。
《四郎探母》里，李维康的铁镜公主，耿其昌的杨延辉；《红鬃烈马》里，一个王宝钏，一个薛平贵。夫妻二人在现实生活里相伴，在舞台上也相伴，这样的缘分，在梨园行里是令人羡慕的。
我每次看他们演《四郎探母》，都会觉得有一种特别自然的默契。京剧的“对儿戏”，最怕各唱各的。两个人若没有真正的交流，唱腔再漂亮，也只是两个人分别站在台上完成任务。可是李维康、耿其昌不是这样。他们一个眼神，一个身段，一句接一句的唱腔，彼此都在戏里。
那不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那是几十年的夫妻，也是几十年的舞台搭档。
今天再看这些老录像，已经不仅仅是在看戏了，也是在看一种已经越来越少见的人生关系。
李维康先生还有一件让我一直很感慨的事情。她演过电视剧《四世同堂》里的韵梅，而且演得非常好。那个年代，电视剧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巨大，一个京剧演员完全可能因此走上另一条道路。但她最终还是回到了京剧舞台。
因为她离不开戏。老一辈京剧演员身上常有这样一种近乎固执的东西：外面的世界再热闹，他们心里最认的，还是那块台毯，还是锣鼓点，还是那一声“起腔”。名也好，利也好，到了最后，都抵不过一句“我是唱戏的”。我很敬重这种东西。
这些年，老艺术家一个个离开，我们总在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其实时代并不会在某一天突然结束。它是随着一个个人的离去，一点一点退远的。今天李维康先生走了，我们失去的当然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但又不仅仅如此。
我们失去的，是一种声音。一种审美。一种舞台规矩。一种对于京剧近乎敬畏的职业态度。所幸，京剧有一个好处。人会走，戏不会。只要还有人愿意听，还有人愿意唱，那些声音就还会回来。
琴师一拉胡琴，鼓师一落键子，录像里的李维康先生重新走出来，我们仍然可以听见她唱。那时候，戏迷们一定会恍惚觉得，她没有离开。只是今天的这场戏，散场了。
李维康先生，一路走好。您留下的那一声唱，还留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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