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14日上午，深圳火车站，65岁的周养浩提着简单行李，和另外9名特赦人员走下广州开来的91次特快列车。他们每人领到港币2000元、一套新衣服和一张往返通行证，目的很明确：去香港，再设法前往台湾，与多年未见的亲属团聚。
这批人曾经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有的当过军长，有的做过特务头目。周养浩的身份尤其特殊，他是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长期负责审讯、关押和镇压工作。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曾经效忠的政权，后来竟连一张入境许可都不愿意给。
周养浩出生于浙江江山，和戴笠、毛人凤是同乡。1933年，经戴笠介绍，他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法律科班出身的他，外表文雅，说话有条理，做事却十分狠辣，军统内部曾称他为“书生杀手”。
1941年冬，周养浩与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结婚。随后，他奉命主持息烽监狱。息烽位于贵州，是国民党关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重要场所。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以及民主人士马寅初等，都曾在这里遭受长期关押。
息烽监狱原本臭名昭著。此前的负责人手段残暴，囚犯死亡不断，引起外界非议。戴笠不得不更换管理者，试图把这个烂摊子维持下去。周养浩到任后，重新制定管理制度，设立工厂，还组织犯人挖煤、制炭。
表面看，监狱似乎变得“有秩序”了。可秩序并不等于人道。周养浩建立的管理体系，目的仍是控制和压迫。杨虎城被关押期间，曾对身边人说：“军统局上下没几个好人，周养浩还算有点良心。”这句话，更多是复杂处境下的比较，并不能抹去周养浩手上的血债。
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西南节节败退。重庆解放前夕，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发生大规模屠杀，江姐、许晓轩、刘国志等近200名革命者和爱国人士遇害。有关材料记载，周养浩曾参与组织对被押人员的杀害，并亲自带领特务执行枪杀任务。
重庆局势变化后，周养浩逃往成都，又转到昆明。他没有继续观望，而是直接前往巫家坝机场，催促沈醉为自己弄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沈醉当时已经卷入云南起义，明知局势危险，只能口头答应，暗中拖延。
沈醉曾打趣说：“明天走也不迟，大家先吃顿团圆饭吧。”周养浩却回答：“重庆的事情做绝了，还是早点走为好。”这顿饭没有吃成。沈醉被卢汉扣留后，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并命令云南特务停止抵抗。
机场很快被接管。昆明市警察局局长李志正带人赶到巫家坝，周养浩当场被捕。徐远举也没有逃掉。这个曾经令许多人闻之色变的军统头目，转眼成了囚犯，后来被关进重庆白公馆，住进了自己当年看押叶挺将军的牢房。
狱中发生过一次冲突。审讯人员误把一份写有“建议判处死刑”的处理草稿夹进供词，周养浩看见后，以为沈醉的揭发材料会把自己送上刑场。他怒气冲冲地拿起小板凳砸向沈醉，宋希濂及时挡住，才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1956年，周养浩被转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熟悉法律，口才也好，每次谈到罪责，往往把审讯变成替自己辩护。他反复声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试图从法律条文中寻找脱身之路。管理人员认为，他的思想改造远未完成。
有意思的是，周养浩平日喜欢吟诵古诗词，却因此多次受到批评。他吟《金陵怀古》，被认为有怀旧情绪；唱《苏武牧羊》，又被指责为立场顽固。后来他对劳动和学习都缺乏热情，改造表现始终不理想。
与他相比，沈醉较早承认罪行，积极参加学习和劳动，1960年获得特赦。徐远举长期等待，却在1973年冬因高血压引发脑血管破裂去世。周养浩则一直拖到1975年，才成为最后一批获释的战犯之一。
中央决定释放在押战犯时，毛泽东曾表示，愿意回原籍的可以回原籍，想去台湾的也可以去台湾。于是，周养浩等10人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政策给了他们选择，却没有保证台湾方面一定接纳。
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蒋经国接掌台湾政局。周养浩等人抵达香港后，向台湾申请入境，却遭到拒绝。曾经替国民党卖命的人，在真正想回到那个政权控制的地方时，反而被挡在门外。
有人因此绝望，有人返回大陆，也有人留在香港或转往美国。周养浩接到女儿从美国寄来的信后，于1975年11月12日飞往美国。临行前，他还专门询问，如果在美国生活不下去，能不能回大陆。得到的答复是：来去自由，愿意回来，随时可以回来。
在美国生活期间，周养浩很少谈论两岸问题，也不接受记者采访。有人希望把他塑造成反共人物，前往游说时，他却说：“我能和家人团聚，要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政策。”这句话传回国内时，许多人并不意外。一个曾经顽固辩解多年的人，终于承认，决定自己晚年命运的并不是旧日权势，而是新中国对战犯实行的改造和特赦政策。
1990年，周养浩在美国去世，终年80岁。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向其送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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