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徐远举正在缝纫组返工一件衣服。检验人员认为针脚不合格，要求他重新处理，他却当场发了脾气。争吵之后，徐远举突然喊“我热”，跑到水池边用冷水冲头，没过多久便倒在地上。送医后，因脑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于次日清晨去世。
那一年，徐远举60岁。
他和沈醉同为1914年出生，周养浩则生于1906年。1949年云南起义后，三人相继被关押。沈醉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中获释，周养浩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才离开管理所。若徐远举能够再熬两年，或许也能等到那一天。
可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被沈醉“气死”的？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原因并不复杂。徐远举在被捕之后，长期对沈醉抱有强烈敌意。沈醉在回忆录中写过，徐远举见到自己，常常冷嘲热讽，责问他“出卖了我们”，甚至讥讽沈醉既然立了功，为什么也被关了起来。
两人的积怨，和军统内部的关系有关。徐远举性情暴烈，外号“猛子”，在军统系统中以敢冲敢闯出名；周养浩表面温和，实际手段狠辣；沈醉则更善于周旋，懂得察言观色。三个人都在保密系统中身居要职，却不是一路性格。
被押往重庆白公馆时，沈醉比徐远举、周养浩晚到一些。他乘飞机前往，手中还带着几盒点心。徐远举见到后，竟一把拿过来说，今天正好是自己的生日。往事未必就此消失，但几盒点心，确实让剑拔弩张的气氛出现了松动。
白公馆里还发生过一次险情。沈醉与王陵基、宋希濂、钟斌等人接触较多，周养浩看他谈笑自若，心中不满，曾抄起板凳冲过去。宋希濂察觉不对，及时挡住并夺下板凳，才没有酿成严重后果。徐远举见周养浩行动受阻，情绪激动，甚至和宋希濂发生冲突。
这类旧部之间的矛盾，并不会因为身份改变就立刻消失。过去的上下级、同僚和竞争关系，进入战犯管理所后仍然留下痕迹。不同的是，所有人都失去了原来的权力，只能在新的制度和劳动安排中重新相处。
沈醉的处境相对宽裕。被捕前，他身上带有金条，后来又有旧友送来钱物。按照当时规定，部分个人物品可以保留，因此他手头比别人宽松，常买香烟，也会把衣物和食品分给徐远举、周养浩等人。
日子久了，徐远举和沈醉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不得不说，沈醉确实很会处理人情关系。他没有正面争辩，也没有要求对方立即忘掉旧账，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小事，慢慢减少冲突。对长期共同生活的人来说，这种办法往往比讲大道理更有效。
1956年，原国民党方面的高级战犯集中到功德林管理所。徐远举、周养浩先到，沈醉随后进入。三人再次被安排在同一生活环境中，早年的争执逐渐淡化。那时的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改造表现，以及何时能够获得释放。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战犯获释。军统系统的人员没有列入名单，徐远举十分失望。他认为自己写材料、参加劳动都没有落后，却连一次机会也没有得到，情绪当场爆发。
文强曾劝他，特赦不是大赦，释放必然分批进行，不必急于一时。徐远举听进去了，暂时压住了火气。可他的脾气和身体状况，始终是个问题。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遇事容易激动，长期失望又使这种性格更加明显。
1960年第二批特赦前，沈醉即将离开管理所。据沈醉回忆，他和徐远举握手告别时，曾劝对方好好争取，并说第三批应该就有希望。这样的安慰，也许出于好意，也可能带有几分轻松玩笑的意味，但徐远举显然把它当成了比较明确的判断。
结果却不是这样。
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特赦，徐远举都没有获释。由于他在管理所表现较好，几次还被安排代表在押人员发言，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曾经的同僚，自己却始终留在原地。这种反复出现的落差，对一个性格刚烈、又患有高血压的人来说，压力可想而知。
但把他的死亡简单归结为“被沈醉气死”，并不严谨。沈醉那句临别话，最多是诱发失望情绪的一个因素；徐远举长期患病、脾气急躁、屡次受挫以及当日争吵，才共同构成了悲剧的背景。医学意义上的死因，是脑血管破裂，而不是一句话本身。
徐远举去世两年后，周养浩获得特赦。1975年，他离开关押多年的管理所，后来没有进入文史资料工作机构与沈醉共事，而是前往美国，1990年在洛杉矶去世。沈醉则在获释后从事文史资料整理，1996年病逝于北京。
同一批旧日军统人物，走出了三条不同的晚年道路。徐远举没能等到最后一批特赦，留下的并不是一句“气死”便能解释的结局。那场发生在缝纫组的争吵、冷水池边的突然昏倒，以及两年后才到来的特赦名单，构成了这段历史最令人唏嘘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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