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湖北九江鸦雀山，预备第二师第三排排长薛裕光蹲在战壕里，手里没有热饭，身边也没有水壶。连续轰炸后，阵地上能找到的食物只有士兵随身携带的生米。米粒硬，难以下咽，可在炮火封锁下，能填进肚子就算一顿饭。
这支部队来自贵州。全面抗战爆发后，贵州保安部队请求开赴前线，随后以保安大队为基础改编为陆军预备第二师。部队在贵阳整训半年，因缺少车辆，只能徒步前往湖北咸宁，行军路程漫长，抵达后才重新领取武器并继续训练。
战局变化很快。
1938年5月，马当要塞失守，日军沿江向彭泽湖方向推进，九江门户受到威胁。预备第二师奉命赶往九江，归第九兵团第八军指挥。部队连夜乘船抵达，城内百姓大多已经疏散，留下的仓库和街道显得格外空旷。
官兵领取的物资并不充足。每人一袋大米，另有一个所谓急救包，里面只有三颗止痛丸、一卷药棉和两根绷带。进入鸦雀山后，补给线几乎中断。那时谁都明白，接下来要依靠阵地上已有的一切，挡住装备远胜于己的日军。
薛裕光被安排守卫502高地。鸦雀山的几个阵地并不宽大，却承担着迟滞日军、掩护后方部署的任务。山下道路、稻田和交通要点，都可能成为日军炮火与步兵推进的通道。
日军很快开始空袭。
最初的侦察和低空扫射没有造成太大伤亡，因为守军已经提前躲进战壕。第二天，日军出动飞机轮番轰炸，从清晨持续到傍晚，随后又用大炮反复轰击营地、道路和阵地。炮声连续不断，土石飞溅，士兵只能贴着战壕底部等待下一轮爆炸。
陈明仁当时担任师长。他要求部队不要过早开枪，日军没有进入有效射程，便尽量隐蔽，保存火力。命令很简单：“不要暴露，等敌人靠近。”这不是消极防守，而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免被飞机和火炮提前摧毁。
炮击暂歇后，日军步兵推进到阵地前二三百米处，守军才集中射击。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同时响起，突入阵地的日军遭到反冲击。阵地几度被冲开，又被守军夺回，双方在狭窄地带反复厮杀，直到天色变暗，日军才暂时退去。
战斗中，第三连的隐蔽部被炮火击中，二十多名官兵伤亡。薛裕光奉命代理连长，继续组织防御。值得一提的是，连队即使遭到重创，也不能停下来清点损失，因为日军的下一次进攻往往就在炮火结束后开始。
更难熬的是缺水。
为了避免炊烟暴露目标，阵地上不能生火。生米虽然能充饥，却会让人更加口渴。几天之后，士兵嘴唇干裂，眼睛充血，视线模糊，连说话都变得困难。有人向薛裕光反映：“再没有水，弟兄们恐怕撑不住了。”
薛裕光于是让各排分批到阵地后方稻田取水。那里同样处在日军火力范围内，取水并不比冲锋安全。月光下，稻田水面泛着暗红色，仔细看才发现，许多官兵倒在田里。他们是在取水时遭到飞机和炮火袭击，牺牲后尸体浸在水中。
口渴压过了恐惧。活着的人趴在田埂边喝水，随后迅速返回战壕。水里混有泥土，也混有牺牲者留下的血迹，但在那种环境下，没有人有条件挑拣。
第四、第五天，日军投入的飞机增加到三十多架，炸弹重量和破坏力也随之增强。有的班、排连同掩体被炸塌，人员来不及转移便全部牺牲。白天遭到轰炸，夜间还要承受炮击，守军几乎没有完整睡眠。
一次日军侦察机低空接近阵地，守军机枪抓住机会射击，飞机尾部中弹，拖着黑烟坠落在阵地前。这样的局部胜利无法改变整体火力差距，却让士兵知道，手中的武器仍然能够给敌人造成损失。
到了第七天，生米已经吃了多日，人员疲惫，伤员增加，阵地上的弹药和饮水也越来越少。官兵不愿坐守战壕挨打，部队组织夜袭，突入日军有炊烟和灯火的区域，缴获了一批罐头后迅速撤回。
撤退途中，日军炮火封锁前沿，许多士兵倒在阵地之间。有的人肩上还扛着罐头，尚未来得及放下便被炮弹击中；也有人在牺牲时，嘴里还含着刚刚抢到的牛肉。
七天七夜后，预备第二师向九江十里铺方向转移。按照薛裕光留下的回忆及相关记述，此战该师伤亡1849人，日军伤亡约600余人。鸦雀山最终失守，但守军的持续阻击，为南浔线会战的部署争取了时间。对当时的中国军队而言，步枪、手榴弹和生米，曾经就是守住阵地的全部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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