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朱迪｜长春理工大学硕士
8月26日，江西瑞金。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此召开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
9个中央部委、15个省、9个重点市的参会者齐聚，这是中央有关部门连续第二年召开此类专题经验交流会。
会议释放的信号清晰而坚定，整治高额彩礼，刻不容缓。
“结不起”的农村青年
会议的召开，自有深意，明确指出整治高额彩礼是牵动农民群众利益的“大民生”。
2026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同比减少26.4万对，降幅7.5%，创近年来新低。
城市青年不结婚，大多因为“不想结”，工作忙、圈子窄、一个人过得也挺好。
农村青年不结婚，却往往因为“结不起”。
中国社科院《2025婚姻成本报告》披露，全国农村平均彩礼达12.8万元，相当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
部分地区尤为明显，江西一些县市20万至30万元，福建部分地区突破30万元，北方农村普遍在15万至30万元之间。
彩礼之外，还有房和车，结个婚能掏空几十年积蓄。
因婚致贫，深层根源在于结构性失衡。
农村适婚女性持续向城市外流，本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黄振华课题组调查，四成以上村庄存在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部分农业县30岁未婚男性比例高达35.2%。
算三笔账，就知道整治为什么刻不容缓。
经济账，掏空家底。
风气账，婚姻变成交易。
人心账，消磨年轻人对爱情的期待。
政策“组合拳”
中央层面，一套“法律约束＋政策引导＋多部门联动”的治理体系正在形成。
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次点名高额彩礼。
民法典明令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法发布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民政部、农业农村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协同发力。
各地也在不断探索。
江西连续7年在省委一号文件中部署，明确党员干部“两报告一承诺”。
赣州石城县探索“520”工作模式，五措并举树风气、双管齐下强底气、零低彩礼扬正气。2026年上半年，当地农村登记结婚361对，零彩礼113对、低彩礼178对，占比80.6%。
河南一竿子插到底，明确彩礼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倍。
安徽，104个县（市、区）全部出台彩礼限额、婚宴规模倡导标准。
成效开始显现。
农村移风易俗村级跟踪观察点数据显示，彩礼5万元以下的“低彩礼”家庭占比从2022年的16%升至2025年的27.6%。
宁夏的实践尤为亮眼。
宁夏西吉县平均彩礼降至10.02万元，降幅21.97%。同心县降至7.83万元，降幅达40.73%。宁夏将文明婚嫁与产业扶持深度绑定，当年零低彩礼家庭获产业扶持资金200多万元、贴息贷款3686万元。
这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度降温”的有力证明。
瑞金会议上发言人表示：“高额彩礼蔓延势头得到遏制，多地彩礼明显下降。”
但也承认：整治进展不平衡，成果尚未充分巩固，一些地方问题仍然突出。
会议上还有发言人指出问题：部分地区彩礼已演变为“婚姻保证金”，甚至成为女方家庭的经济补偿或弟弟的“彩礼储备金”。
高额彩礼背后是性别结构失衡、区域发展不均衡等深层因素叠加，“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广东省成为“一股清流”
当许多地方被高额彩礼所困，广东省却是一股难得的“清流”。
暨南大学《广东千村调查2025年研究报告》基于对全省94个乡镇、1047个行政村实地调查，86%的村彩礼在5万元以内。
广东21个地级市平均彩礼1.8万至6.5万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多数人家收18888元、28888元，图个“发发发”的好彩头，“不虚高，不压价，两家商量着来”是常态。
广东的“折角红包”更是一绝。
婚礼宾客送上红包，主人家折起一角便完整退还，象征心意已收，礼金全数退回。广东还在婚事新办方面倡导“红事一杯茶，白事一碗粥。”
所谓礼金，重点在“礼”而非“金”。
广东人“讲心不讲金”的温暖婚俗，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公开点赞。
2026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降幅7.5%，广东仅降1.37%，以28.8万对位列全国第一。
2025年全年，广东结婚登记61.4万对，增幅19.92%。深圳、广州分别以57181对、52435对领跑全省，均为近7年同期新高。
“折角红包”与“低彩礼”，让婚姻卸下经济重负，年轻人结婚的底气更足。
广东为何能做到？
根源在于深入骨髓的务实精神，过日子讲究“实在”。彩礼在广东更多是礼节性表达，而非“身价标尺”或“家庭补偿款”。
广东相对发达的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也降低了农村家庭对彩礼的“补偿性需求”和“养老期待”。
但广东经验并非不可复制。
宁夏、江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践同样证明，通过制度设计和群众动员，彩礼可以“降温”。
杜绝“因婚致贫”
“一婚穷十年”，这不是夸张。
一个农村家庭若以15万元彩礼、20万元购房首付、10万元婚宴及“三金”等开支计算，一场婚姻的起步成本往往接近50万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指出，农村彩礼占家庭收入比重是城市的近两倍，且差距仍在扩大。
这不是“礼尚往来”，是实打实的财富转移和债务沉淀。
高额彩礼通过代际传递形成恶性循环，父母为儿子付彩礼而负债，儿子婚后需共同偿还，小家庭的生产性投资被推迟甚至取消，下一代的教育投入被压缩，家庭发展能力被持续削弱。
将目光投向全球，结婚的压力各有侧重。
韩国严格来说没有“彩礼”传统，婚礼的真正压力在于总开销。
日本的“结纳金”社会平均值约合5万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已持续二十余年，如今超过六成新人已直接省略该仪式。
美国则无彩礼习俗，平均婚礼花费约3万美元。
在印度情况更不一样。
女方家庭要向男方支付嫁妆，1961年虽已立法禁止但依然普遍。平均每个婚礼的嫁妆支出约34万元人民币，中产家庭平均为此负债13.5万元人民币，嫁妆不足导致的暴力事件仍时有发生。
无论彩礼还是嫁妆，一旦成为交易，对婚姻和家庭的伤害都是共通的。
高额彩礼之“槛”，是社会转型期城乡差距、性别失衡、传统观念多重因素的产物。
中央农办有关负责人这次会议强调，下一步治理应当多管齐下。
持续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农村女性外流压力。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养儿防老”对婚姻的依附性。
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深化移风易俗宣传教育，让“低彩礼”“零彩礼”成为群众自觉而非行政命令。
所以彩礼问题不是单靠“限价”，必须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基层治理、观念引导等多维度综合施策。
这样才能真正杜绝因婚致贫，让婚姻回归“情感”，让彩礼回归“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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