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1998年7月29日到8月3日，昆明市第一看所。

7月29日上午，监室的门被打开了。

管教站在门口说：“杜培武，出来，”

杜培武从通铺上起来，他看到管教后面站着两个人，穿制服的是驻所检官，穿白大褂戴眼镜手拿包的人像医生。

"干什么？"他问。

给你验伤，驻所检官说：“你昨天反映的情况，今天核实，”

杜培武起身跟着他们走出监室，没有注意到走廊两边的监室铁门上的小窗都打开了，一个个脸贴着小窗看着他们走过。

驻所检官没有带他去办公室，他站在走廊里，向两边看了看对管教说就在这吧，让他把衣服脱掉。

管教民J愣住了，“走廊上？”

就在这里，驻所检官说，让大家看看。

杜培武站在走廊上，靠在墙上，他面前是一排监室，铁门上的小窗，几十双眼睛看着他，走廊里白炽灯十分刺眼。

他能听到小窗后面有人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如同风一样，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他知道他们在看他，刹人犯满身伤痕，这事很快就会在看守所里传开。

"把上衣脱了。"医生说。

杜培武解开囚服的扣子，把上衣脱下来。

走廊里安静了片刻，然后他听见小窗后面有人发出低低的吸气声。

他的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胸前有一个紫红色印记，电击留下的痕迹，皮肤上还能看出电击棒的形状，两肋部有淤青、颜色不等、新旧混合，手腕上有两条黑色的勒痕，皮磨破了，结着黑褐色的痂，背上还有几条被抽打过的伤痕。

医生走近前边观察，戴着白手套轻轻按压杜培武胸口处的淤伤，然后问道这里疼吗？

"疼。"

"什么时候弄的？"

"七月初。被电的。"

医生又看了看他的手腕，这是手铐留下的？

"是。吊的。"

"吊的？怎么吊的？"

铐在门框上，吊起来，脚尖离地。

医生没有接话，他打开包，从里面取出一台相机，那是台老式胶卷相机，黑色的，在镜头前面有一圈圈光圈，他将相机举起，对准杜培武的胸口，按下快门。

咔嚓，闪光灯闪了一下，杜培武闭了下眼。

医生围着杜培武转了一圈，从不同的角度拍摄，正面、侧面、背面，他拍得十分仔细，每一处伤都单独拍一张特写，蹲下身来给杜培武膝盖部位拍照，膝盖上两个淤青，是跪出来的，他照完之后站起身来又拍了一张全身照。

"行了。"医生说，"穿上吧。"

杜培武穿上了囚服，系扣子的时候手有些发抖，他想这些伤终于拍下来了，他认为，照片就是他的证据。

他走回监室时，走廊两侧的监室里有人探出头来看他，一个监室里的老头隔着铁门问他，“兄弟，你身上的伤是J察打的吗？”

杜培武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老头说：“以前也挨过打，进来了就认命吧，”

杜培武说："我不认命。"

老头看了他一会儿，就回到监室里了。

“照片什么时候能出来？”他问。

尽快，照片会附在检察材料里。

那我的控告书呢？"他问驻所检官，"我昨天说的那些，会写进材料吗？

驻所检官看着他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行核实，控告书你要写，就写一份正式的交给我们。

我写，杜培武说，"今天就写。"

他回到监室，小窗上的那些脸已经缩回去了，但是监室里的人看他时的眼神已经变了，马光头坐在通铺上看着他说，“你身上的这些伤，真的是那些……？”

"是。"

马光头没有再问，点点头说：验伤拍照就当证据了，你运气好，遇到了愿管事的检官。

杜培武说："嗯。"

他坐在铺位上，他想着，要写控告书，他要把这二十天的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

那天下午他向管教要了纸和笔。

管教给了他两张信纸和一支圆珠笔，他坐在铺位上，将信纸铺在膝盖上开始写。

他写得慢，先写上自己的名字杜培武，昆明市局强制戒毒所民J，再写日期1998年7月28日，他又想了想，又划掉改成了7月29日。

他写到，我是杜培武，被羁押在昆明市第一看所，在这里我向驻所检官提出控告，我在被关押期间遭受刑讯逼供。

他写自己被吊在门框上，写他被人用电棍电击，写他被人堵住嘴，写他被人罚跪，写他被打掉三颗牙，他写到“被打掉三颗牙”时停住，摸了摸自己的牙床，他的牙床上有三个缺口，舌头舔过去空荡荡的。

他继续写，写笔录，写笔录怎么来的，不是他想说的，是他们打出来的，写的每一句话都是按照他们的剧本照着去背的。

他写了整整一下午，信纸写满以后他又要来了两张，他写完后将信纸叠好交给管教，说麻烦你转交给驻所检官。

管教接过来，说："行。"

他回到监室，在铺位上坐下，想着控告书已经交上去了，验伤的照片也拍了，这次应该有人来管了吧？

他等了两天。没有人找他。

他向管教问道，控告书递交上去了吗？

"交了。"

"驻所检官怎么说？"

"不知道。你等着吧。"

他又问到："我的律师什么时候来？"

"律师会见，要等检院批准。"

他坐在铺位上，看着监室的铁门，他在等，该做的他已经做了，剩下的只能等待。

他并不知道，那张控告书，在驻所检官的桌子上放了两天，夹在一堆材料中，驻所检官看过也核实过，并将验伤报告和照片附上，但是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他在看守所内可以验伤，对外的专案组却无能为力。

有些路，走着走着，就到了尽头。

8月3日，监室的门又开了。

这一次来的几个穿制服的，杜培武认得其中一个就是检院的。

杜培武，为首的说："我们是市检院的，你今天跟我们走一趟，有事情要核实，"

杜培武的心跳了一下，想道：是提审，等了好久的提审。

"好。"他说。

他们走出监室，穿过走廊进入一间讯问室，讯问室内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检院的人坐在他对面翻卷宗。

杜培武，那人说，你的案件提请批准逮捕材料已经收到，今天来核实几个问题。

"你们问。"

"你之前做的笔录，你承认吗？"

杜培武深吸一口气，说，“不承认，那些笔录都是假的，我是被刑讯逼供的，身上的伤已经由驻所检官验过并拍照，”

讯问室里静了一瞬间，检院的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你被刑讯逼供，为首的人说，那你把打你的人都说出来。

杜培武说，“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办案人员，在打我的时候没有穿J服，”

你被打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

"没有。就我们几个。"

"你的伤，是什么时候验的？"

7月29日，驻所检官带人来验收并拍照。

检察院的人点头，在纸上写着什么，又向他问了几题，有关笔录内容的、案发当晚情况的，杜培武把自己记得的都说了。

我们对所说的内容去核查，为首的人说：“你回去等通知”。

杜培武站起身来对在场的人说，“我还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要见我的律师。"

为首的一个人看了他一眼，说我们会安排。

杜培武被带进监室，他坐在铺位上回想刚才的讯问，终于把翻供的话说出来，在想检院的人会不会相信他说的？

检院核实的时间比他想得要慢。

他不知道，此刻正在专案组办公室里讨论他案子的那些办案人员，他们看过那份提请逮捕的材料，也听过驻所检官的验伤报告，但他们谈论的不是他的伤，而是那份完整的笔录。

笔录是他自己签的，专案组的人说，白纸黑字，他翻供是因为到了看所有人教他。

"谁教他？"

谁知道，看所里什么人都有。

"那他身上的伤呢？"

专案组的人认为，他一个J察想要在自己身上弄出点伤，办法很多，就是为了翻供。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段时间，没有人反驳。

2019年8月3日，昆明市检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杜培武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依法逮捕。

逮捕通知书到他父亲手里后，父亲拿着这张纸，在院子里看了许久，纸上的字都认识，但脑中无法将自己的儿子，和犯人两个字连起来。

老伴没有回应，她坐在椅子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地面，像一棵枯死的树。

逮捕之后，看守所生活就不同了。

他从被控故意S人变成被起诉犯故意杀人罪，管教对其态度上出现细微的变化，以前是“杜培武，出来”，现在是“杜培武，提审”或者“杜培武，开庭”，他听着称呼的变化，心里一点一点的沉下去。

他问过驻所检官一次，控告书、验伤照片怎样了，驻所检官说材料已经移交了，关于你的事已经反映。

"然后呢？"

"然后，看办案单位。"

杜培武没有再说话，回到监室坐在铺位上，控告书、验伤照片都已经交上去了，但是案子仍然往他这边走。

2019年8月3日昆明检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杜培武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依法逮捕。

他在被正式逮捕的那天，看守所给他换了一个编号牌，把旧牌取下来换上新的牌，然后他低头看了下，他念一遍新牌上的数字，把它记在心里。

他想着这个编号会带他走多远，不知道。

从此以后，他不再是“待查的嫌疑人”，而是“被指控的罪犯”，他的命运已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逮捕决定书下达之日，驻所检官办公室桌上放着两份材料，一份是验伤报告和照片，另一份是提请批准逮捕书，两份材料并列摆放，谁也没有压倒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