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享国八百余年，而其分界线便是周幽王遇害和周平王东迁。但在先秦的各种记载中，对于周朝在周幽王遇害后是“周亡”还是衰而不亡同时存在两种观点。
清华简《系年》就存在着“周乃亡”与“周室既卑”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周亡”指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的灭亡，“周室既卑”指作为诸邦之一的周邦衰落。“周亡”来源于西周晚期士大夫针对时局做出的政治预测，又经春秋时历史反思而进一步完善。“周亡”与“周室既卑”两词并存，根源于上古多邦并存的国家结构。由“周乃亡”所指推测，“周亡王九年”指的是周幽王九年（前773年）。
清华简《系年》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较早的述史作品之一，其对两周之际的记载与传世文献多有不同，为学者所瞩目。但研究者在考察《系年》相关史实时，却较少关注其中的“周乃亡”与“周室既卑”两种含义不同之叙事。
对两周之际的记载，《系年》与传世文献多有不同，为方便比较，兹列之于下：“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又娶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周携王
《左传》也提到了周携王：“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十二月癸未，王入于庄宫。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生而有頿。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齐盟，傲很威仪，矫诬先王。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兹不穀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厎。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穀，则所愿也。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而诸侯实深图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闵马父闻子朝之辞，曰：‘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三者相较，“周亡”的说法值得注意。《系年》认为幽王身死后“周亡”，同时又说“周室既卑”。而《左传》和《古本竹书纪年》虽不如《系年》所言明确，但均未直接提及幽王亡周，尤其是《左传》中的王子朝诰书直接以平王东迁接续周室王统，显然并不认为至幽王死而周亡。其言“王嗣”、“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都是说春秋周室依然是天下的共主。而《古本竹书纪年》虽未言及相关问题，但它计算西周历年，其文辞类于夏、商之亡，如“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因此，《古本竹书纪年》将武王至幽王视为一个独立历史时代，究其实质也是在说“周亡”。
那么，“周亡”是不是指西周之亡呢？春秋战国时是否分周为西周与东周呢？“周”字较早出现在殷墟卜辞中，其时代范围主要在武丁、祖庚、祖甲3个王世，主要用作国族之名。周原甲骨中所见之“周”，一为国名，如“周方伯”，二是地名。西周文献与金文中的“周”，一为国名，二为地名。作地名用法时，“周”为通名，可指宗周、成周、岐周等地。“西周”一词最早出现在《国语・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强调“西周”是为了与成周洛邑区分，突出其地理位置。孔子大概是最早使用“东周”一词者，《论语・阳货》记其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句的解释主要有4种。第一，兴周道于东方。第二，依据《公羊传・昭公二十六年》：“成周者何？东周也”，结合王子朝之乱，解“为”作“助”，指孔子将助周室。第三，同第二种说法依据相同，不过解“为”作“不为”，指若用孔子，当不会有类似王子朝之乱的危机发生。第四，解东周为衰周，指若用孔子，则不为衰周。此4种说法，后3种含义有相通之处，第二、三种皆有《公羊传》为据并结合当时政局，更有说服力。《论语》中还有“三代”的说法，“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人所说的“三代”自然不会把自己包括进去，“三代”指夏、商、西周。“周”亦常与夏、殷并言，如“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是“三代”的另一种表述。既然以“周”来指代“西周”，正说明这时还没有出现用作历史阶段的“西周”。《公羊传》中出现“东周”与“西周”，皆指地名。《公羊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城者何？西周也。”《昭公二十六年》：“成周者何？东周也。”东、西皆指方位。《战国策》有《东周策》与《西周策》，东周、西周指周显王时周分裂的两个小国，东、西仍是作地理方位言。直到汉初，“西周”与“东周”所指仍非历史阶段。《史记・周本纪》只说平王东迁，并未说两周分期；西周与东周仍是指战国时周分裂的两个小国。因此，春秋战国人并没有西周、东周的分期概念，东、西周多从地理方位言。作为时代而言，“周”指周武王建立的周王朝，“周亡”指周王朝之亡。
既然如此，《系年》为何认为周王朝结束在幽王时，而非秦灭周呢？《古本竹书纪年》为何将周武王至周幽王单独纪年呢？“周亡”的说法有何根据呢？王子朝又是从何种角度去阐述的呢？《系年》又提到“周室既卑”，“周室”与“周”又有何联系与区别呢？《系年》提到“周亡王九年”，这与“周乃亡”有何联系呢？
“周亡”最早出现在西周末期，是当时知识分子结合历史经验，对时局做出的政治预测。例如：
《国语・周语上》提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史伯
《国语・郑语》中史伯曰：“ 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与剸同也；弃聘后而立内妾，好穷固也；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近顽童也；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用谗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试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为乎？《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譟之，化为玄鼋，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时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狱，而以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将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杀也滋速。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
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通过对夏商二代进行对比，大胆预测了周亡。稍后几年，史伯亦推测“凡周存亡，不三稔矣”。
伯阳父与史伯的预测得到了证实。幽王身死国灭，两周诗作中亦有相关记载。《诗・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对春秋士大夫来说，周末一系列亡国征兆，成为资鉴的宝贵历史经验。
《国语・周语上》：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对曰：‘有之。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是以或见神以兴，亦或以亡。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对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是实临照周之子孙而祸福之。夫神一不远徙迁，若由是观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谁受之？’对曰：‘在虢土。’王曰：‘然则何为？’对曰：‘臣闻之：道而得神，是谓逢福；淫而得神，是谓贪祸。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对曰：‘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王曰：‘虢其几何？’对曰：‘昔尧临民以五，今其胄见，神之见也，不过其物。若由是观之，不过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帅傅氏及祝、史奉牺牲、玉鬯往献焉。内史过从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请土焉。内史过归，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亲也。今虢公动匮百姓以逞其违，离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难乎！’十九年，晋取虢。”
《国语・晋语一》：“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
苌弘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宫极震。苌弘谓刘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济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
从时间上看，“周亡”之说多出现在春秋初年，春秋晚期只有一例。从内容上看，可能有一定的传承。史苏论及褒姒亡周，同西周末史伯所论相类；苌弘所论周亡三川皆震，应是承伯阳父所论而来。可见，“周亡”观念直接继承自西周末期的政治预测，并经两周之际的变乱而进一步强化。此论到了春秋晚期依然存在。
与“周亡”相关，则有“三代”观念的出现。周初总结夏、殷二代经验，已将其并列而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但《尚书》《诗经》中并没有“三代”的概念，在周未终结之前，“三代”并不能作为历史反思的对象出现。到了西周末期，知识分子开始将周末状况与夏、商二代对比，分析亡国之征。周幽王时伯阳父将周与夏、商对比，已有“三代”观念的雏形在内。周亡后，在对亡国教训的总结中，“三代”观念逐步成型，上引内史过和史苏的论述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三代”一词在史苏的论述中出现，“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说明这一观念已经成熟。周简王三年（前583年），晋韩厥提到“三代之令王”；周景王十年（前535年），郑子产提到鲧为三代所祀；周敬王六年（前514年），晋叔向说到“三代之亡”；周敬王十一年（前509年），宋仲几说“三代各异物”；周敬王三十一年（前489年），记楚昭王之言：“三代命祀，祭不过望”。新见清华简《子产》中有“三邦之命”，“三邦”即夏、商、周，是“三代”的另一种说法。“三代”概念的普及，说明这一模式已经深入人心。战国时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的历史阶段划分，同“三代”概念有密切关联。“五霸”具体所指，说法不一，但作为历史阶段，代指春秋当无异议，那么“三代”所指必为夏、商、西周。“三代”观念的普及，正说明“周亡”被广泛接受。
是时，亦有认为周王朝衰而不亡，依旧为天下共主的观念存在，可简称其为“周衰”。
《左传・宣公三年》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建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国语・周语下》：“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为之告晋。魏献子为政，说苌弘而与之，将合诸侯。卫彪傒适周，闻之，见单穆公曰：‘苌、刘其不殁乎？周诗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诗也，以为饫歌，名之曰支，以遗后之人，使永监焉。夫礼之立成者为饫，昭明大节而已，少典与焉。是以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则夫《支》之所道者，必尽知天地之为也，不然不足以遗后之人。今苌、刘欲支天之所坏，不亦难乎？自幽王而天夺之明，使迷乱弃德，而即慆淫，以亡其百姓，其坏之也久矣。而又将补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犹不可救，而况天乎？谚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幽王乱之十有四世矣，守府之谓多，胡可兴也？夫周，高山、广川、大薮也，故能生是良材，而幽王荡以为魅陵、粪土、沟渎，其有悛乎？’单子曰：‘其咎孰多？’曰：‘苌叔必速及，将天以道补者也。夫天道导可而省否，苌叔反是，以诳刘子，必有三殃：违天，一也；反道，二也；诳人，三也。周若无咎，苌叔必为戮，虽晋魏子亦将及焉。若得天福，其当身乎？若刘氏，则必子孙实有祸。夫子而弃常法，以从其私欲，用巧变以崇天灾，勤百姓以为己名，其殃大矣。’是岁也，魏献子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遂田于大陆，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难，苌弘与之，晋人以为讨，二十八年，杀苌弘。及定王，刘氏亡。”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十二月癸未，王入于庄宫。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生而有頿。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齐盟，傲很威仪，矫诬先王。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兹不穀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厎。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穀，则所愿也。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而诸侯实深图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闵马父闻子朝之辞，曰：‘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王孙满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认为周虽衰而不亡，仍为天下共主。彪僖认为孔甲乱夏，夏四世而亡；帝甲乱商，商七世而陨。按照这种逻辑，幽王乱周，周应该在若干世后而亡。但彪僖将春秋视为周的乱世，说明他也认为周衰而不亡。王子朝之言也是从周为共主角度出发。
“周衰”承继自平王以来王室构建的正统性。平王自称“天王”，“天王”一词又见于《胡钟》：“我隹司配皇天王，对作宗周宝钟。”厉王称夷王为天王，强调周王权力来自天，平王自称天王也是此意。东迁后，平王言“文、武受命”，效法文武，宣称自己为继体之君。先王是沟通时王与天的重要依据，是周人获得统治天下合法性的代表，平王自称继承了天命，构建起春秋王室的正统性，同时也维持了周王室名义上天下共主的地位。这种正统观念，经霸主的“尊王”运动而进一步强化。霸主在形式上需要得到王室的认可，发号施令亦须借助王命，同时有拱卫王室的义务。即使被视为蛮夷的吴越，其争霸也须做出相应姿态。黄池之会上，吴为获得主盟权，去王号而称“吴伯”，盟会后又向王室“告劳”。上博简《吴命》亦为吴使臣向周天子“告劳”之辞。越王勾践主持“徐州之会”，“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由此，王室名义上的共主地位被进一步强化。春秋晚期，吴季札评《王风》说：“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周衰”观念可以说是这种精神面貌的反映。这也影响到后世儒者。孔子对《雨无正》、《节南山》的评价为“上之衰”。《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皆强调自文王以来周之王统未绝。
综上所论，“周亡”与“周衰”观念皆渊源有自，“周亡”脱胎于西周晚期士大夫的政治预测，并经由春秋初年的历史记忆强化。“周衰”则继承自平王以来知识分子对周王室正统观念的构建，并经由霸主“尊王”运动而强化。春秋战国时，出现了“周亡”“周衰”两种观念的对垒，“周亡”多出现在春秋初年，到春秋晚期依然存在。《系年》采用“周亡”叙事，正是受此观念的影响。
《系年》言“周乃亡”，又说“周室即卑”，两词并存。类似用法见于《国语・郑语》史伯之言。“周室既卑”指周邦衰落，不复为天下共主，其实等同于周王朝之亡，是同一内涵的不同表述。
周朝疆域图
“周”与“周室”的不同描述，根源于上古多邦并存的国家结构。
上古之时，多邦林立。依文献所记，禹涂山之会有“万国”之多。在周人记忆中，夏也存在“万邦”，“古天降下民，设万邦”。商时天下国族仍众。《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史记・周本纪》说武王伐纣，“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以卜辞所见，称“方”之国族，陈梦家认为有45个，岛邦男计为65个，钟柏生统计为85个；而分封的诸侯，董作宾认为有59个，胡厚宣则计101个，陈梦家考证为59个，岛邦男则达285个。而商处在中央。
这里的“商”，指包括四土在内的商王朝。在商人认识里，“商”不仅可以指处于中央的邦国，还可以指商王朝。“大邑商”正是四方的统治者。
武王克商，“小邦周”成为天下共主。《大盂鼎》：“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慝，匐有四方。”《左传・昭公七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这个“四方”“天下”由万邦组成。如《尚书・洛诰》言：“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又成绩。”又如《史墙盘》：“曰古文王……匐有上下，䢔受万邦。”再如《诗・小雅・六月》：“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周人乃是以周邦统治四方。《大克鼎》：“丕显天子，天子其万年无疆，保䢃周邦，畴尹四方。”《訇簋》：“訇，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又清华简《芮良夫毖》：“邦其康宁，不逢庶难，年谷纷成，风雨时至，此惟天所建，惟四方所祗畏。”都是说周邦统治“天下”。
周邦统治“天下”，那么此一代自然可以称为“周代”。周人说到夏、商，所指多是二代，而非夏邦、商邦。如《国语・周语上》伯阳父之言“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指的便是夏、商二代。三代的取代关系，可认为是中央邦的更替。《尚书・召诰》记周公之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
夏、商、周是3个并行发展的政治集团，在周人的认识中，3个邦国获得天命有前有后。夏、商二国分别维持了天命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是夏代与殷代。而夏、商失天命，指的是夏国、商国失去了天命的眷顾，由此夏代、商代也结束了。
西周分封示意图
周人在夏、商二代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加完善的中央政府机构。周初建国，封建亲戚故旧，授民授疆土，建立起以姬姓封国为核心的全国统治网络。在中央，周王将政府机构制度化，设官分职，世卿世禄，建立起较为系统的职官体系。中央官员不仅可以处理王畿内事务，更对“天下”具有管理权。《令彝》：“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所谓“三事”，即《尚书・立政》所说“准、夫、牧”三事，包括司法、军政、民事三类；“四方”则指“诸侯：侯、甸、男”，即处理四方邦国事务。但东迁后，王室日渐衰颓，周王政令难行，甚至王位与安危亦赖诸侯保全。春秋时庶孽之乱，周王多求救于强国霸主。如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即告难于鲁。王室庶孽之乱大大削弱了王室势力，周王已无力控制王室子弟与王朝卿士。周匡王、定王两朝，王孙苏专政，周王无力制衡，全然听命于晋， “以天朝之贵不能处置一上卿，听命大国如属吏，典型安在哉！”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王室衰弱已是人所共知，但周邦与周王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不加区分。周太子晋言：“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太子晋将自后稷以来周人先祖皆称为“王”，但周人称王始自文王，太子晋称先王，一方面可能出自对祖先的尊崇，另一方面也说明周邦与周王朝的界线相当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春秋时遂出现“周室卑”的说法。
《国语・晋语八》：“郑简公使公孙成子来聘，平公有疾，韩宣子赞授客馆。客问君疾，对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不遍谕，而无除。今梦黄熊入于寝门，不知人杀乎，抑厉鬼邪！’子产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侨闻之，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过其族。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为尸，五日，公见子产，赐之莒鼎。”《曾侯舆钟》：“周室之既卑，吾用燮就楚。”
子产
子产说“晋实继之”，即指晋为盟主。晋主诸侯盟会，“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73]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与会诸侯。周室的“卑”自然是无法控制诸侯。曾地近楚，平王东迁之后，王室无法庇护诸侯，楚乘势而起，曾成为楚之附庸。“周室既卑”类似于“周亡”，都是说周邦不再为共主，《系年》两词并用，大概是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
综上所述，“周室即卑”指周邦衰落、不复为天下共主，“周亡”指周一代之亡，是同一内涵的不同表述。两种说法并存，根源于上古多邦林立的国家结构。周邦作为中央邦国，管理“天下”。在王权强大时，周邦建立起中央政府机构。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周已无异于普通邦国。春秋时，大概为了与周王朝区别，遂出现“周室卑”的说法，《系年》“周乃亡”与“周室既卑”并用，都指周王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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