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二十二岁，在县城东关的春风照相馆当学徒。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来拍照的人摆姿势、打灯光，闲下来就躲在暗房里冲胶卷。那暗房又窄又潮，药水的味道刺得人眼睛发酸，可我喜欢待在里面。红色的安全灯下，一张张脸从白纸里慢慢浮出来，那种感觉像变魔术。

九二年的冬天冷得邪乎。县城的街道上结着一层薄冰，骑自行车的人歪歪扭扭地走，像一群笨拙的鸭子。我师傅姓赵，五十多岁，矮胖，秃顶，一双被药水泡得发白的手总在不停地抖。他对我并不算坏，只是抠门得很，一个月开我六十块工钱，还要扣掉五块算是胶卷损耗费。我不跟他计较，因为那时候我能在照相馆里住，省去了一笔房租。照相馆一楼是门面，二楼隔出来一间小屋，摆着一张单人床和一个煤炉，就是我的栖身之处。煤炉不好使，夜里经常灭。灭了我就裹着被子缩成一团，第二天早上鼻尖还是凉的。

溜冰场在县城的南边，由一个旧仓库改建，顶很高，铁皮屋顶上刷着红色油漆，远远看去像一截撂在灰扑扑的街景里的红砖。我每个星期都会去一次。不是因为多会滑冰，实际上我滑得稀松平常，转圈的时候得死死拽着栏杆，稍一松手就要撞到别人身上。我去那儿，是为了给溜冰场老板拍几张宣传照。老板姓马，我师傅的朋友，四十来岁，梳着油亮的背头，见人就发烟。他答应每拍一卷给五块钱，还让我免费进场滑。我自然乐意。那五块钱不多，但在那个一碗烩面八毛钱就能吃得饱饱的年月里，已经算一笔不错的进项了。

那个星期六晚上，我背着相机进了溜冰场。霓虹灯在头顶闪，一红一蓝地晃。音响里放着张蔷的歌，鼓点又响又脆，像有一把锤子在耳朵边上敲。冰面是新浇的，锃亮锃亮，反射着灯光的颜色。人比往常多，年轻男女们一个挨着一个地滑，笑声和口哨声搅在一起，像一团嗡嗡作响的蜂群。我靠着入口的栏杆，端起相机取景。镜头里全是飞掠而过的身影，模糊的、欢快的、不知疲倦的。

就在我准备按下快门的时候，一个人影闯进了取景框。

那女人穿着一件酒红色的呢子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边脸。她没像别的女孩那样结伴滑，而是一个人沿着外圈慢慢滑着。姿势不算标准，却有一种漫不经心的好看。她的头发披在肩上，被风带起来，像一匹抖开的黑绸。霓虹灯的光从她身上扫过去，忽红忽蓝，让她看起来像从某个我讲不清的旧电影里走出来的人。她滑了半圈，忽然一个踉跄，身子朝旁边歪去。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那一瞬间，我闻到她身上有股香味，混在汗气和廉价香水的气味里，显得格外清晰。是茉莉花味，淡而凉，像夏天傍晚从河边吹来的风。

“谢谢。”她站稳了，抬头看我，脸上带着一点笑。她不是那种一眼就让人觉得漂亮的女人。她的五官拆开看都寻常，可拼在一起就有一种味道。尤其是那双眼睛，不大，却像汪着水。她在灯下仰着脸，那水光里映着红红蓝蓝的霓虹，亮得让人不敢多看。

我摇摇头，把相机重新挎到肩上。她没走，反而扶着栏杆站定了，说：“你是这儿的摄影师？”

“照相馆的。”我指了指胸前的相机，“给马老板拍几张照片。”

她点点头，目光在我身上转了一圈。我那时候穿了件军绿色的旧棉袄，里面是照相馆统一发的蓝布工作服，领口磨得发毛。脚上是一双洗得发灰的白球鞋，鞋帮上还沾着显影液的褐色印子。在溜冰场这些穿皮夹克、蹬尖头皮鞋的小青年中间，我大概显得有点傻气。她却没露出那种看土包子的神情，只是笑着说：“那等会儿你也帮我拍一张。”

我点了点头。她又看了我一眼，转身往冰场中间滑去。我举起相机，在她身后按了一下快门。取景框里，她的背影被灯光切成明暗两半，酒红色的衣摆在风里扬起来，像一只在夜色里扑动的蝴蝶。

那卷胶卷后来冲出来，其余的照片都稀松平常，只有她那张让我看了很久。我把照片洗了两张，一张留着准备给马老板，另一张我偷偷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第二个星期六，我又去了溜冰场。这次我除了拍照，还揣了一个私心。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了。这次她换了件黑色的高领毛衣，下面是条喇叭裤，显得腰身格外细。她看见我，主动滑过来，说：“又来拍照？”

我“嗯”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纸袋递给她：“上次给你拍的。看看吧。”

她接过去，把照片抽出来。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眼看我，嘴角一弯：“你拍得真好。我都没发现自己还有这样的时候。”她把照片翻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

“周城。城市的城。”我说。

“周城。”她轻轻念了一遍，像在嘴里掂了掂这两个字的分量，“我叫秦月。月亮那个月。”

那天晚上我们没怎么滑冰。她和我并肩靠在溜冰场边上的铁栏杆上，看着场子里的人转圈。张蔷的歌换成了邓丽君，鼓点软下来，灯光也调暗了些。身边一下子安静了不少，像有人给整个场子蒙了一层纱。她问我在照相馆都做什么，一个月挣多少，平时住在哪里。我跟她说了。她静静地听着，没发表什么意见。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我家里有台录像机，你要是有空，来帮我看看。最近放出来的图像总跳，不知道是带子的问题还是机器坏了。”

我转头看她。她的表情很自然，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我心里却突地一跳。那个年月，谁家里要是有台录像机，那可不一般。我师傅家也有一台，放在柜子顶上，用一块红绒布蒙着，轻易舍不得让外人碰。

“我不太懂录像机。”我老实说。

她笑了一下，说：“你是搞摄影的，摆弄机器总比我强。我那儿有几盘带子，港台的，挺好看。你来看看，也算换换脑子。”

我点了头。她告诉我地址，说：“下个星期六，我在家。你下午过来。”

说完她就走了。我看着她穿过溜冰场的人群，消失在门口那团白蒙蒙的冷气里。口袋里那张她刚看完又还给我的照片，还留着她手指碰过的一点点温度。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过得有些心不在焉。师傅叫我给一对新人拍结婚照，我打灯的时候走了神，把背景布打反了。师傅骂了我两句，我低着头没吭声。暗房里，我把她那张照片又洗了几张，留一张放在枕头底下，其余的都锁进了自己的小木箱里。夜里醒来，窗外下着雪。我披着被子坐起来，看那些雪花从黑沉沉的天空里落下来，像一群无声的蛾子。我想起她说话时眼睛里的水光，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涌，像春天河冰下憋了一整个冬天的流水。

那个星期六下午，我骑着我那辆破自行车去了她家。县城不大，从东关到西关骑车不过十几分钟。可那天我觉得路特别长。风从街口灌过来，像刀子一样割脸。我把脖子缩在棉袄里，心里又乱又慌。到了她说的那条巷子，我下了车，推着走。巷子两边是青灰色的砖墙，墙头上枯草在风里颤。她家在巷子最里面，一扇朱红色的铁门，门口种着一棵老石榴树，这会儿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我站在门前，深吸了一口气，才伸手去拍门。

门很快就开了。她站在里头，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家居棉袄，头发松松地披着。她笑着说：“你倒挺准时。进来吧。”

我走进院子。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地面是青砖铺的，墙根下摆着几盆半枯的月季。正对院门的是三间瓦房，窗户擦得透亮，能看见屋里头摆着沙发、电视柜和一台空调。那空调在当年可是稀罕东西。东边墙下还有一间小厨房，烟囱里冒着淡淡的青烟。她带着我穿过院子，进了正屋。屋里烧着铁炉子，暖得人发汗。沙发上铺着一块白色的确良方巾，茶几上摆着一套青瓷的茶具。她让我坐，给我倒了一杯茶。我注意到茶几下头放着一个打开的糖盒，里面是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

“家里没什么好招待的。”她说着，也坐下来，从糖盒里剥了一颗放进嘴里。她的侧脸在窗边透进来的天光里显得柔和而安静。我捧着那杯茶，手心里全是汗。她也不急着提录像机的事，只问我路上冷不冷，还问我师傅又骂人没有。我一一答了。她说话总是那样，不紧不慢，像在跟一个老朋友聊天。我却始终放松不下来，总觉得这屋里有什么东西在轻轻压迫着我的胸口。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彩色照片，是她和一个男人的合影。那男人穿一件灰夹克，脸膛很黑，眼睛细长，笑着，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我盯着照片看了一眼，没敢多看。

“那是我男人。”她的声音忽然低下来，“在山西那边下矿。一年回来两趟。”她顿了顿，笑了笑，那笑里空空的，像冬天的田野，“走了快半年了。要不是有这台录像机，我一个人也闷得慌。”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她又说：“你吃饭了没有？我在厨房炖了锅菜，等会儿给你盛一碗。”

我想说吃过了，可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一声。她听见了，笑出了声，说：“等着，我给你拿去。”

她起身去了厨房。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眼睛不知道往哪儿放。屋里的电视柜上放着一台录像机，黑色的，松下牌的。旁边的架子上整整齐齐地码着十几盘录像带。我走过去，蹲下身子看那些带子。大部分是香港片子，有《英雄本色》《倩女幽魂》，也有几盘台湾的琼瑶剧。我正看着，她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炖菜走进来，说：“先把饭吃了，等会儿再弄机器。”

那是一碗猪肉炖粉条，里头还放了冻豆腐和大白菜。味道香得让人发晕。我本来还端着，吃了一口就顾不得体面了。她坐在旁边看我吃，笑着问：“香不香？”我嘴里塞着粉条，说不出话，只一个劲点头。她笑得更开了，从旁边拿过一条毛巾，让我擦嘴。

吃饱了，她打开电视和录像机。电视屏幕上跳出一片雪花，然后是一段录像带开头的蓝底白字。她把一盘《阿郎的故事》推进机器，按了几下，果然画面时不时地跳，有时候还变成黑白。她皱着眉头说：“你看看，就这样。看到一半就跳，真急人。”

我俯下身子去检查录像机。那机器其实没大毛病，只是磁鼓上积了灰，加上放的时间长了，需要清洗。我拧开录像机的外壳，用棉签蘸着无水酒精，一点一点地擦。她蹲在旁边看，脸凑得很近。近得我能听见她均匀的呼吸声，能看见她鼻尖上细小的绒毛。我手抖了一下，酒精洒出来几滴，落在桌面上。她伸手递过来一块布，手指轻轻擦过我的手背。我垂下眼睛，假装专心清洗机器。

“周城，你多大了？”她忽然问。

“二十二。”我答。

她“哦”了一声，说：“比我小五岁。”说完她自己先笑了，像在笑这个比较没什么意义。她站起身，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外面下起雪来了。雪花斜斜地打在玻璃上，很快化成水。她看着窗外，说：“又下雪了。今年冬天雪真多。”我抬头看她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女人像一株种在冬天里的花，说不上孤苦，却有一种冷冷的清寂。她的男人在山西下矿，一年到头回来不了几天。这间屋子虽然暖，却空得像一口枯井。我一下子想起照相馆里那些来拍照的女人，她们总是三两结伴，对着镜头笑得花枝乱颤。可秦月不一样。她不怎么笑。即便笑，那笑里也总像藏着一层薄薄的霜。

录像机修好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外头雪下得又大又密，地上白了一层。秦月把电视声音调小，那部《阿郎的故事》正演到最伤情的地方。周润发演的阿郎骑着摩托车在公路上飞驰，后座上坐着他儿子。那孩子哭得撕心裂肺。秦月坐在沙发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眼泪无声地从腮边滑下来。我坐在旁边，不敢看她，只盯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过了一会儿，她吸了吸鼻子，拿手背擦了擦脸，转过脸来看我，眼睛还是湿的。她说：“这电影我看一次哭一次。真没出息。”我摇头，说：“能看哭的，都是好人。”她轻轻笑了一下，那个笑像从泪里打捞上来的，软而脆。

“周城，你以后别去溜冰场了。”她忽然说，眼睛望着电视，声音低得几不可闻，“那地方太闹。你想看录像，就来我这儿。我这儿有好多带子。”

我看着她。她的侧脸被电视屏幕的光映得明明暗暗，像一张在水里缓缓沉浮的画。我的心跳得很重，像有人拿着锤子在胸膛里敲。我知道答应意味着什么。可那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我说：“好。”

雪一直下。那晚我留在她家看完了整部《阿郎的故事》，接着又看了一部《旺角卡门》。到后来我已经记不清故事说了什么，只记得她靠得越来越近，最后把脸轻轻靠在了我的肩上。我浑身僵硬地坐着，连呼吸都小心翼翼。她抬起头看我，眼睛清亮清亮的，像被雪水洗过。她说：“天这么晚了，别走了。路上滑。”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她拉起我的手，把我从沙发上带起来。她的手很热，像炉火烤过一样。我跟着她进了里屋。那间屋比客厅小些，靠墙是一张大床，铺着红色的被单，被窝上压着一床厚厚的棉被。床头点着一盏暖黄色的壁灯。她松开我的手，背对着我脱去了外衣。我站在那儿，手脚不知道往哪里放。她转过身，看见我那副样子，笑了一下，说：“你怕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

我摇头：“我不是怕。”

她走过来，仰着脸看我。那目光像一条温热的河流，缓缓地漫过来。她说：“周城，从那天在溜冰场你扶住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跟我认识的那些人不一样。”

我看着她，心里有一万句话在翻涌，可一句也说不出口。我抬起手，轻轻地落在她的肩上。她的身体很软，像一捧被月光浸透了的棉。我把她拉进怀里。她的头埋在我的胸口，两只手慢慢环住了我的腰。我闭上眼睛，闻到她头发上那股茉莉香。窗外的雪还在下，像要把整个世界都盖起来。

那是我这辈子头一回睡在一个女人身边。秦月没有再说任何话。她关了壁灯，黑暗中她的呼吸就在我耳边。我平躺着，觉得自己像是躺在一条慢慢流动的河上。窗外偶尔有风过，吹得窗棂轻响。她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胸口，那只手像一只疲倦的鸟，静静地停着。我忽然有些鼻酸。说不清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这房间太暖，暖得让人忘记了外面的风雪。也许是因为这个和我同床共枕的女人，终究是别人的妻子。

第二天早上，天还黑着。我醒过来，发现她不在床上。我披上衣服出来，看见她正在厨房里忙。炉子上的锅冒着热气，她在往锅里下面条。看见我站在门口，她回头笑了一下，说：“醒了？洗把脸，吃碗面再走。”我站在那儿，心里头又暖又酸。那个笑容，像极了我想象中一个妻子该有的模样。可我不敢多想。有些念头像野草，你越是想拔，它长得越凶。

我走的时候，雪已经停了。巷子里的积雪没过鞋面。秦月送到门口，往我棉袄口袋里塞了一样东西。我摸了摸，是几块大白兔奶糖。她说：“路上骑车慢点。有空就来。”我点点头，骑上车走了。骑到巷口时我回头，看见她还站在朱红色的大门前，那件浅灰色棉袄在雪地里像一点暖意。我抬手朝她挥了挥。她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身回去了。

回到照相馆，师傅正蹲在门口抽烟。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夜不归宿，下回早点回来。”我“嗯”了一声，连忙往楼上走。身后传来师傅的声音：“年轻人，别太野。”我装作没听见，上了楼，把门关上。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剥开糖纸放进嘴里。奶味在口腔里化开，甜得发腻。我仰面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细细的裂缝，从角落一直延伸到灯线那儿。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记得梦里又见到了秦月。她穿着酒红色的大衣，在冰面上冲我笑。我伸手去拉她，却怎么也够不着。醒来时，天已经黑透了。楼下的照相馆早就关了门。我一个人躺在小屋里，心里空得像被人挖走了一块。我决定再去找她。

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每两三天就往秦月那儿跑。有时候带几盘从街角租来的录像带，有时候就空着手去。我们一起看完了《英雄本色》系列，又看《纵横四海》。看到发哥和红姑跳舞那段，她笑得前仰后合，眼角都是细密的纹路。那时候我觉得她真美。那种美不是像电视里女明星那样叫人睁不开眼，而是一种暖的、贴心的、让人想靠近的美。她做饭的手艺好得没话说，包出来的饺子一个个像小元宝，下到锅里滚三滚，捞出来蘸上醋和蒜泥，香得我连汤都喝了。有次她蒸了条鱼，那鱼是河里的鲫鱼，肉嫩得像豆腐。她说她男人在的时候，最爱吃她蒸的鱼。说到这儿，她的目光暗了一下，很快又笑起来，说：“你尝尝，看合不合口味。”我尝了一口，点着头说好吃。她听了，眼睛亮起来，像孩子得了表扬。

可我到底还是问了她那句话。那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夜。那晚我看完一盘带子，没有急着走。外面风很大，刮得窗户纸扑棱棱地响。秦月坐在炉子边，用火钳拨着炭火。我忽然说：“你男人，什么时候回来？”

她的手停了一下。炭火红红地映着她的脸。过了好一会儿，她说：“本来该腊月二十回来过年的。前几天来信，说矿上不准假，要过了年才能回。”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也可能整个正月都回不来。”

我“哦”了一声。心里像被打翻了什么东西，又涩又烫。她抬起头，看着我说：“周城，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对你这样？”我没说话。她笑了笑，把火钳放下，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她蹲下来，把脸埋在我的膝盖上，声音闷闷地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你来了，这屋里就不那么冷了。”

我伸出手，轻轻摸着她的头发。她的头发滑得像水。我心里那团乱麻渐渐沉下去了，只剩下一种想保护她的冲动。我知道这冲动不对。她有丈夫，我不过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照相馆学徒。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年岁和身份，还有一道看不见的、比冬天还长的墙。可有些东西是拦不住的。就像那年冬天的雪，下了一场又一场，把所有的路都埋了。可你总得往前走。

正月初六那天，秦月的男人回来了。

我是从她巷子里出来时撞见他的。那男人又黑又瘦，穿着一件洗旧的军大衣，肩上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他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咧开嘴冲我笑了笑，说：“来串门的？”我僵在原地，像个被人当街抓住的贼。我勉强点了点头，加快步子走了。走出巷子很远，我才敢回头。那男人已经进了家门。秦月站在门口，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像两把刀子，又像两条救我命的绳子。然后门就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眼睛像被细沙磨着，怎么也闭不上。我一遍遍地想，那男人进了门，会跟秦月说些什么。他会问她，那个从你家出来的小子是谁。秦月会怎么回答。她会说是照相馆的，来修录像机。那男人会信吗？我的脑子像一架停不下来的机器，轧轧地响着。凌晨的时候，我听见楼下卷帘门被风刮得响。我起来一看，下雪了。雪花大得像棉絮，从黑沉沉的天空里倾泻下来。我站在窗前，忽然想起秦月家门口那棵老石榴树。它的枝条一定被雪压弯了。

我忍了五天，没有去找她。那五天里，我做什么都像丢了魂。给客人拍照，焦距对不准；洗照片，药水配反了比例，毁了好几张。师傅气得把我的胶卷全扣了下来，说再这样下去就滚蛋。我站在暗房的红灯下，看着药水里的相纸慢慢变黑，忽然就蹲在地上哭了起来。那是我记事以来头一回这么痛快地哭。眼泪像决了堤的河，把我这些天憋在心里的东西全都冲了出来。哭完了，我站起来，洗了把脸，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眼睛红得像两颗烂桃。我下了楼，骑上破自行车，往西关骑去。

到了秦月家门前，我没有拍门。我在巷子口站了很久。风像鞭子一样抽在脸上。我兜里有三块大白兔奶糖，还是她上回塞给我的。我剥了一颗放进嘴里，糖已经化了，粘在糖纸上，甜里带着一股塑料纸的味道。我把车支在墙边，走到那棵石榴树下。树上果然落满了雪，枝条被压得低低的。我伸手拨了一下，雪簌簌地落了我一肩。这时候，门忽然开了。秦月站在门口。她更瘦了。眼窝有些凹下去，头发随意地拢在脑后。她看见我，整个人抖了一下，然后快步走出来，把我拉到墙根下。她没说话，只是抬起手，在我胸口狠狠打了一拳。那一拳不重，却打散了我所有的胆怯。我抓住她的手，发现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没有一丝热气。

“他走了。”她说，声音像从喉咙里一点一点挤出来的，“初十就走了。矿上催得紧，矿主过年发了三倍工资，他舍不得。”

我握着她的手，那手凉得让我心慌。我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她说：“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来。”我低下头，额头抵在她的手背上。那上面有洗衣粉的味。我知道，那个男人从进家到走人，不过待了四天。四天里，秦月一定给他洗了衣裳，包了饺子，蒸了鱼。她一定在他面前笑得和平常一样，温顺而安静。可她的心呢？她有没有在洗衣服的时候想起我，有没有在蒸鱼的时候朝窗外望过一眼，看看那棵石榴树下有没有那个傻小子的影子？

我抬起头看她。她的眼眶已经湿了。我说：“秦月，我以后天天来。你赶我也来。”她笑了，那笑容像被风吹动的蜡烛，晃得人心里又亮又疼。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说：“你这个傻瓜。”我抱住她。她的身体在风里微微发着抖，像一枚被雪打湿的叶子。我把她裹进我的棉袄里，用尽所有力气抱着她。她在我怀里吸了吸鼻子，说：“进屋吧，外头冷。”我松开她，跟着她进了门。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了。我照样天天往秦月那儿跑。巷子里的邻居开始指指点点，在背后说闲话。我骑车经过时，能看见几个妇女聚在一起，朝我努嘴。我不理会。秦月也不在乎。她该留我吃饭吃饭，该给我洗衣洗衣。有时候我们在院子里点一盏灯，坐在石榴树下说话。她说她小时候在乡下长大，娘家在邻县的山里，从小就会烧火做饭。她说她十九岁就嫁了人，男人是矿上的，常年在外。她说她一个人在这县城里住了七八年，学会了修电灯、通下水道、对付老鼠和蟑螂。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情。我听着，心里像有一把钝刀在割。我握住她的手，说：“以后我帮你。你什么也不用怕。”她偏过头来看我，眼睛里有光，也有风。她笑了，说：“好。”

春天快到了。河里的冰开始化，街上的雪被扫成一堆一堆，慢慢变成黑色的泥水。我师傅接了一个去乡下拍全家福的活，一去就是半个月。他把照相馆钥匙交给我，说别把店当客栈。我点头应了。师傅走的那天，我站在店门口，看着他骑上那辆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三脚架和背景布。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只摆了摆手。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忽然觉得这个老头其实什么都知道。

师傅不在的那段日子，我每天关了店门就去秦月那儿。有一次我留在她家过夜。那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整夜。她做了几样小菜，开了一瓶葡萄酒。那酒是她男人从山西带回来的，甜得发苦。我们坐在客厅的地板上，背靠着沙发，一杯一杯地喝。她说她以前滴酒不沾。我说那今天怎么喝了。她看着我说：“因为你在。”我拉起她的手，让她靠在我身上。她喝得脸红红的，说话也软了。她说：“周城，你说我们这样能到什么时候？”我没回答她。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答案。她见我不说话，就笑了笑，自己接过去说：“其实我知道。等到哪一天，你嫌我老了，或者我男人不让我出门了，就到头了。”我捂住她的嘴，不让她说下去。她的嘴唇贴在我的掌心，热热的。我凑过去，亲了她的额头。她的额头光洁而温润。她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流进鬓角。我亲她的眼睛，尝到泪水的咸。她的胳膊绕上我的脖子，把我拉向她。那晚的风很轻，轻得连窗帘都没怎么动。

第二天我回到照相馆，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女人。那女人五十来岁，穿着件灰扑扑的棉袄，头上裹着条蓝头巾，手里挎着个竹篮。她看见我，迎上来问：“你是周城吧？”我点点头。她上下看了我一眼，说：“我是秦月她妈。”我整个人一慌，赶紧开门把她让进店里。她坐在照相馆的接待椅上，把竹篮放在脚边，开门见山地说：“周城，你跟我闺女的事，我不聋也不瞎。我今天来，不是要骂你。我是想劝你一句，为你自己好，也为她好。”

我站在她面前，手心里全是冷汗。她看着我，目光并不凶狠，反而透着一种庄稼人的疲惫和无奈。她说：“秦月那孩子命苦。嫁了个下矿的，一年到头守活寡。你年轻，不懂这其中的厉害。纸包不住火，迟早有一天会出事。到那时候，吃亏的还是她。你要真为她好，就趁早了断。让她该干嘛干嘛，你也该干嘛干嘛。”她顿了顿，从竹篮里拿出一包晒干的山货放在桌上，“这是家里自己晒的，给你尝尝。”我低头看那包东西，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问：“秦月知道您来吗？”她摇头：“不知道。我自己来的。”她说完就站起来，朝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我站在店门口，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心里像被人倒了一盆冰水。

那天晚上我没去秦月那里。我把自己关在暗房里，把灯全关了，坐在一片黑暗里。药水的味道从四周涌过来，像要把我溺死在里头。我一遍遍地想她妈说的话。那些话句句在理。我跟秦月没有未来。我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她是别人的妻子。我们的每一次相见，都像在刀尖上跳舞。可是我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有些东西一旦开了头，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

我在暗房里待了整夜。天快亮的时候，我走出来，骑上车去了秦月家。我没有进去，只在门外站了一会儿。那棵石榴树已经冒出了细细的绿芽。晨光从巷子一头斜斜地照过来，把她的门照得亮了一半。我把车掉头，回了照相馆。师傅下午就回来了。他看见我，没说什么，只把一堆拍好的胶卷扔给我，说：“去冲。”我应了一声，钻进暗房。一卷卷照片在药水里显形。有全家福，有老人寿像，有趴在麦田里的孩子。那些脸孔在红色的灯光下一张张浮出来，都带着笑。我看着看着，眼前就糊了。

秦月她妈来的第三天，秦月自己来了。她站在照相馆门口，不进来。我正给一个姑娘拍证件照，从取景框里看见她，手一抖，画面糊了。我放下相机，跟师傅说去去就来。师傅看了我一眼，没吱声。我走到门口，秦月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走。她把我拉到旁边的巷子里，转过身来看着我。她的眼睛肿着，像哭过，又像没睡好。她张了张嘴，半天才说：“周城，你要是怕了，你现在就告诉我。我不会缠着你。”

我拉起她两只手，按在我胸口。我的心还在跳。我低下头顶着她的额头，说：“我不怕。”她的眼泪一下涌出来，打湿了我的前襟。她推了我一把，咬着嘴唇，扭身跑了。我站在巷子里，看着她跑远。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我眼睛发干。我回到店里，师傅正靠在柜台边抽烟。他吐出一口烟，说：“你小子，迟早毁在女人手里。”我咬咬牙，没还嘴。

事情发生在四月初。那天傍晚，秦月来店里找我。她看起来有些不对，脸色发白，手也在抖。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那是一个灰色的信封，上面盖着邮戳。她把信递给我。我抽出信纸，只看了几眼，心就凉透了。信是矿上来的。说秦月的男人在井下出了事故，人没了。

我僵在那儿，像被人从头顶敲了一棍。秦月看着我，眼睛又干又空，像两口被抽干了水的井。她说：“周城，我男人死了。”说完这句话，她整个人像被抽去了筋骨，软软地倒下来。我连忙扶住她。她靠在我怀里，没有哭，只是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我抱着她，一遍遍地说：“我在。我在。”她的身体很轻，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散的灰。我把她带到楼上，让她躺在我的床上。她睁着眼睛，不眨眼，也不说话。我坐在床边守着她。天黑了，我给她倒水，她不喝；我给她盖被子，她不盖。她只是躺着，像一尊被搬错了位置的雕像。半夜里，她终于动了动，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我的被子里。我听见她喉咙里发出一声又低又长的哭，像一只被打断了腿的母狼。那声音让我浑身发冷。我钻进被子，从背后抱住她。她转过身，拼命地往我怀里钻，像要钻进我的血肉里去。我抱紧她，感觉她的眼泪把我的衣服都浸湿了。她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更紧地抱着她。那一夜，她在我怀里哭了停，停了哭。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她才安静下来。我低头一看，她睡着了。脸上还挂着一道未干的泪痕。我亲了亲她的额头。她的皮肤冰凉，像一块被夜露打湿的玉。

秦月的男人在矿上出的事，矿主赔了一笔钱。秦月没有回山西，她让我陪她去了一趟。那是我们头一回一起出远门。火车从县城的小站出发，一路向北。车窗外的景色从绿油油的麦田渐渐变成光秃秃的黄土坡。秦月靠在我肩上，两天两夜，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她瘦得脱了相，眼睛里那汪水变成了干枯的沙。到了矿上，她没哭也没闹，只在停尸房外面站了站。出来的时候，她手里攥着一个黑皮小本。那是她男人的遗物，里面夹着一张他们结婚时的照片。那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像被摩挲过很多回。秦月把照片拿给我看，说：“他总把这张带在身上。”我接过来，看见照片上的秦月还年轻，穿着红棉袄，胸前别着一朵红花。她笑得很浅，像一朵没开全的月季。我看了很久，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回来的火车上，秦月终于开口跟我说话。她问我：“周城，你说人死了，到底有没有魂？”我想了想，说：“有吧。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放不下的。”她靠在车窗边，说：“那我夜里总能听见他叫我的名字，是不是他还没走？”我搂住她的肩，说：“等我们回去，给他烧点纸，告个别。让他安心走。”她点点头，眼泪无声地滑下来。

回到县城的那个傍晚，我们把火车票收好，从车站走回西关。巷子里的石榴树已经开满了火红的花。秦月站在花下，仰头看了一会儿，说：“去年这时候，我男人还回来过。”我站到她旁边，不知道该怎么接。她转过脸来看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像一扇被风吹开的旧窗。她说：“周城，从今往后，我真的是一个人了。”我握住她的手，说：“你不是一个人。”她看着我，慢慢靠进我怀里。石榴花落下来，掉在我们肩头。天已经暗了，巷子里家家户户的灯次第亮起来，像撒在灰布上的碎星。

那之后，秦月关掉了家里那台录像机，把所有的录像带都装进纸箱里，放进了柜子顶上。她说，以后再也不想看那些片了。我问为什么。她说：“那些人再怎么演，都是假的。”说这话的时候，她正坐在院子里补一件衣服。那是我的一件破衬衫。她的针脚很细，补出来的口子像一朵淡蓝色的小花。我说：“那什么才是真的？”她头也没抬地说：“眼前的人才真。”

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拿过针线，说：“你眼睛不好使了，别补了。”她抬头瞪我，说：“我好着呢。是你衣服太破了，不知道的还当你是打哪儿逃荒来的。”我笑了。她也笑了。那笑容让我想起第一次在溜冰场看见她的时候。那时候她像一片被风吹到我面前的叶子，我不知道她会停多久，也不知道她最终要落在哪里。可现在她就在我眼前，真实得像一碗热饭、一件旧衣、一句再普通不过的拌嘴。我突然觉得，人这一辈子，轰烈烈的事大概没有几件。真正让人记一辈子的，都是些不起眼的东西。比如她递给我的一杯水，比如石榴树下的一个背影，比如那晚在溜冰场，她抓住我胳膊时传来的温度。

师傅在夏天的时候把照相馆盘出去了。他说他老了，想回乡下养老。临走前，他把那套暗房设备送给了我，说：“你手艺不差。别荒了。”我问他：“您不怪我？”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怪什么。年轻人总得摔几个跟头。你以后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我站在店门口，看着他骑上那辆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铺盖和脸盆。他骑出去几米，又停住，回头喊了一句：“结婚的时候，给我送张喜帖。”我朝他挥挥手，大声应了。他这次没再回头，越骑越远，像一滴墨水慢慢融进了路的尽头。

九二年的冬天，我是在秦月的院子里过的。那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一起包了饺子。她剁馅，我和面。窗外的雪下得安静。电视开着，没人看，只有屏幕上几个人在唱着旧年的歌。秦月把一个个饺子整整齐齐地码在盖帘上，忽然说：“周城，等开了春，我们去把结婚证领了吧。”我手里的面瓢“啪”一声掉在案板上。我抬头看她。她没看我，只低着头摆弄着饺子。那个动作那么轻，那么自然，像在说“明天去买棵白菜”。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把下巴搁在她肩上。她偏过头，用脸颊蹭了蹭我的头发，轻声说：“你要是不愿意，就当我没说。”我抱得更紧了，说：“我愿意。我一百个愿意。”

新年的钟声从远处传来。雪下得更大更密。我抱着她，感觉自己像一株终于找到了土壤的草。她在我怀里轻轻笑，说：“别把饺子碰翻了。”我连忙松开手。她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像盛着整个冬天的雪光和炉火。我忽然想起那个十二月的夜晚，在溜冰场，霓虹灯把她照成红红蓝蓝的一片，她抓住我的胳膊，说“谢谢”。那时候我哪里会想到，这两声“谢谢”和一声“我愿意”，中间隔着的，竟是一整个九二年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