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28年的建康城浓烟蔽日,历阳流民帅苏峻的士卒劈开太极殿的宫门时,三十八岁的庾亮在侍从的拉扯下翻过后宫宫墙。他最后回望了一眼浓烟里的皇宫——那里坐着他年仅七岁的外甥晋成帝,还有他留在京中的母亲、妻子与幼子,可他连回头多望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挥鞭打马直奔城外的寻阳,把整个东晋的社稷和满城百姓的生死,都抛在了身后。

就在三年前,他还是站在太极殿最前列的辅政大臣,垂帘听政的妹妹庾文君亲口宣布“朝政悉数由庾亮决断”。那时的庾亮是东晋一朝人人艳羡的天之骄子:出身顶级门阀颍川庾氏,是名满天下的美男子与清谈界顶流,更是皇帝的亲舅舅,一手握住了东晋的最高权柄。没人能想到,仅仅三年,他就把南渡以来经营了十年的建康城搞到沦陷,把小皇帝逼到被俘,自己仓皇出逃时连家人的死活都顾不上。

后世史家提起庾亮,总把他钉在“志大才疏”的耻辱柱上,说他是差点葬送东晋的罪臣,是清谈误国的典型。可很少有人愿意深究,这位顶着“亡国奸臣”骂名的外戚,其实是东晋门阀里少有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悲剧,从来不是能力配不上野心,而是他把自己的理想,错放到了一个根本容不下理想的乱世里。

一、他的前半生,拿了魏晋最顶配的“天选之子”剧本

庾亮的人生前二十九年,活成了整个魏晋名士圈的标杆。

他出身的颍川庾氏,是东汉以来传承数百年的经学世家,到东晋初年已是能和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平起平坐的顶级门阀。老天爷更是把所有能给的天赋都塞给了他:《晋书》里明明白白写着他“美姿容,善谈论”,长身玉立风度翩翩,谈老庄玄理时能把整个名士圈说得心悦诚服。十七岁那年,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亲自征辟他做官,他直接回绝了征召,带着家人隐居会稽,每日谈玄论道、读书耕作,活成了人人称颂的清流榜样。

晋元帝司马睿南渡建立东晋的第一道诏令,就是派人到会稽请庾亮出山,直接聘他为西曹掾,后来更是为太子司马绍求娶了庾亮的妹妹庾文君为太子妃。庾亮就这么从一介隐士,变成了未来皇帝的大舅哥。更难得的是,他和太子司马绍从小就是布衣之交,司马绍继位为晋明帝后,直接下旨要封他为中书监,让他执掌朝廷机要。换做别的外戚早就叩谢皇恩了,可庾亮偏偏上了一道《让中书令表》,把两汉以来外戚乱政的教训数了个遍,说“臣以外戚之身掌机要,天下人必谓陛下私于姻亲”,坚决不肯接受这个职位。

所有人都觉得他是故作清高,只有晋明帝司马绍知道,他是真的把“公心”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他从小读儒家经典长大,虽然也和名士们一起谈玄,却从心底看不起那些放浪形骸、只知道清谈不干事的门阀子弟。王导执政时为政宽和,对士族贪赃枉法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庾亮就公开和王导唱反调,说必须整肃吏治,用严法整饬朝纲,当时满朝士族都觉得他太较真,只有司马绍明白,这个看起来清高的名士,是真的想为这个乱世做点实事。

王敦之乱爆发时,庾亮以左卫将军的身份亲自带兵平叛,多次以少胜多立下大功。事后朝廷要封他为永昌县公,食邑一千八百户,他又一次坚决推辞,说“外戚受封,开天下徇私之端”,说什么都不肯接受封赏。他这辈子从来不想当什么权臣,他的理想从来都很简单:重振皇权,整顿朝纲,把这个偏安江东的东晋,拉回到大一统的正轨上。

公元325年,年仅二十七岁的晋明帝司马绍英年早逝,临终前特意把庾亮和王导一起召到御榻前,将五岁的太子司马衍托付给他们,拉着庾亮的手说:“我死后,东晋的江山,就交给你了。”庾亮看着病榻上的挚友,又看看年幼的外甥,含泪叩首答应下来。他以为自己终于等来了实现理想的机会,却不知道,这条辅政路,最终会把他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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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想做救时的能臣,却成了毁国的罪人

庾亮掌权的第一天,就对着满朝文武宣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整肃吏治、裁抑藩镇、强化皇权。

他看不惯王导留下的“宽政”烂摊子:士族官员占地逃税,宗室藩王手握重兵,流民帅割据地方不听号令,整个东晋朝廷看似安稳,实则处处都是隐患。他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曾经和晋明帝争皇位的宗室司马宗以谋反罪诛杀,又把手握兵权的藩王一一贬黜。有一次年幼的晋成帝突然问他:“以前经常来宫里陪我玩的白头公公(司马宗)去哪了?”庾亮平静地回答说他谋反被诛杀了,小皇帝听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仰着头问他:“舅舅说谁是反贼就杀谁,要是哪天有人说舅舅是反贼,我该怎么办?”庾亮听完脸色惨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他不是不怕,只是他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朝廷。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东晋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北方的外患,而是内部的一盘散沙:门阀士族只想着自家的门户利益,流民帅手里握着私兵不服朝廷调遣,皇权弱得像个摆设,如果不把这些隐患一个个拔掉,东晋迟早要亡在自己人手里。

他很快把矛头对准了最大的隐患:割据历阳的流民帅苏峻。苏峻手里握着几万从北方逃来的流民组成的精锐部队,素来不服朝廷号令,经常截留地方赋税,甚至收留朝廷通缉的罪犯。庾亮执意要下诏书征召苏峻入朝做大司农,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要夺他的兵权。满朝文武几乎全都反对,说苏峻狼子野心,逼急了肯定要反,就连他的好友、江州刺史温峤都写信劝他暂缓行事,先做好准备再动苏峻。可庾亮不听,他觉得自己是朝廷名正言顺的辅政大臣,苏峻要是敢反,就是与整个天下为敌,根本不可能成气候。他给温峤回了一封信,里面写着“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让温峤好好守着西边防备后赵,不要带兵来建康。这就是成语“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来历。

结果苏峻接到诏书的当天就反了。他带着几万流民军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就打到了建康城下。庾亮手里的禁军根本不是流民军的对手,没多久建康就破了城。苏峻的军队冲进皇宫烧杀抢掠,宫女太监被屠杀殆尽,国库的布匹、粮食、金银被洗劫一空,连太庙里供奉的西晋历代皇帝的牌位都被一把火烧了,整个建康城成了人间炼狱。庾亮在侍卫的保护下仓皇出逃,连自己的母亲和儿子都顾不上,身边只有几个弟弟跟着他一路逃到寻阳投奔温峤。

见到温峤的时候,庾亮整个人都垮了。他跪在温峤面前痛哭流涕,说自己对不起先帝的托付,对不起天下百姓,当场就要自贬到蛮荒之地去谢罪,还是温峤死死拉住了他,说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先把叛乱平定了再说。后来他们一起推举荆州刺史陶侃做盟主,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把苏峻之乱平定,把晋成帝从叛军手里救了出来。

庾亮回到建康的第一天,就穿着布衣跪在太极殿外请罪,要求皇帝下旨把自己全家贬为庶人。七岁的晋成帝走下龙椅扶起他,安慰他说:“这是国家的劫难,不是舅舅的错。”可天下人不这么想,所有的人都在骂他刚愎自用、志大才疏,说他是差点葬送东晋的罪臣。他那套“整肃朝纲、重振皇权”的理想,在现实的铜墙铁壁面前,撞得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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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他用后半生的命,去填自己挖下的坑

苏峻之乱平定后,庾亮再也没脸留在建康做辅政大臣了。他主动上书要求出镇豫州,后来又移镇荆州,给东晋守西北边境,用后半生来为自己当年的错误赎罪。

那个曾经在朝堂上意气风发、说起理想来头头是道的名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寡言、事事亲力亲为的务实官员。有人给他送了一筐当地特产的薤白,他吃的时候特意把薤白的根留下,下属问他留着干什么,他说可以种到地里,明年就能长出新的薤白,不用再麻烦百姓送了。曾经骂过他的陶侃听说这件事之后,都忍不住感叹:“以前只觉得庾亮是个只会清谈的名士,没想到做起实事来也这么靠谱。”

他在荆州兴办官学,专门收寒门子弟入学,打破了士族对教育的垄断;他整饬军务,安抚流民,训练了几万精锐部队,把荆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以前人人都骂他志大才疏,现在再也没人敢说他只会清谈了。他的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他要北伐,要收复中原,要把自己当年欠天下百姓的,用军功一点点还回来。

咸康五年,后赵皇帝石勒去世,北方大乱,庾亮觉得北伐的时机终于到了。他筹划了整整十年,就等这一天能够收复洛阳、长安,一雪前耻。他上书朝廷,请求带着十万大军北伐,连具体的行军路线、粮草筹备都已经规划好了,可朝廷里的大臣们还记得当年苏峻之乱的教训,觉得他又要冒进,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他出兵,庾亮上书争辩了好几次,都被朝廷驳回了。

就在他和朝廷僵持的时候,后赵的军队突然进攻荆州北边的邾城,驻守邾城的几千晋军全军覆没。消息传到荆州的时候,庾亮本来就不好的身体直接垮了。他躺在床上看着北方的地图,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北伐了,也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自己当年犯下的错了。

咸康六年正月,五十二岁的庾亮在武昌病逝。临死之前,他给朝廷上了最后一道奏疏,推荐自己的弟弟庾翼接替自己镇守荆州,继续完成北伐的遗愿,还特意叮嘱家人,自己死后葬礼一切从简,不要接受朝廷的追赠,就当是自己最后给天下人谢罪了。他去世的时候,好友何充前去吊唁,看着他的灵柩哭着说:“把玉树埋在土里,怎么能让人不难过啊。”这就是典故“玉树埋尘”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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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理想主义者的死,是时代的悲哀

后世对庾亮的评价一直两极分化:有人骂他志大才疏、刚愎自用,是差点搞垮东晋的罪人;也有人说他是东晋门阀里少有的理想主义者,在那个所有人都只想着自家门户利益的时代,只有他真的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

我们没法否认他犯下的错:他的刚愎自用、他的理想主义,确实给东晋带来了几乎灭顶的灾难,让建康城的百姓遭受了无妄之灾。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那个“魏晋风度”盛行的时代,所有的世家大族都忙着清谈享乐、忙着争权夺利、忙着给自己家捞好处,只有庾亮,明明可以靠着出身和名望安安稳稳做个权臣,却偏偏要站出来,去碰那些别人都不敢碰的硬骨头,哪怕身败名裂,哪怕万劫不复。

他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权臣,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能臣,他只是一个在乱世里不肯低头的理想主义者。他以为只要自己一心为公,就能力挽狂澜,却忘了那个时代的规则,从来都不是靠理想就能运行的。他对得起自己的初心,对不起的,只是那个容不下理想的混乱时代。

今天我们读庾亮的故事,读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志大才疏”的反面教材,而是每一个理想主义者都会面临的困境:当你坚持的理想和现实的规则相悖时,你是选择低头妥协,还是哪怕头破血流,也要走自己认为对的路?庾亮已经用他的一生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或许不够聪明,不够圆满,却足够坦荡,足够让后世的我们,在骂完他“志大才疏”之后,多一点由衷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