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德厚，今年五十四。一九九五年冬天，我带着陈秀兰从川东那个叫周家坳的村子跑出来的时候，天上正下着冷雨，我们一人一个蛇皮袋，里头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三十七块六毛钱。秀兰的棉鞋底子磨通了，踩在泥巴路上，一步一个水印。

那年我二十七，秀兰二十五。我们坐了两个小时的中巴到县城，又搭绿皮火车，三天三夜，到了广州。

一晃二十八年。

今年开春，我带着秀兰和一双儿女回了周家坳。走的时候是两个人，回来是一大家子。儿子周凯在广州结了婚，媳妇是潮汕人，给我们生了个孙子。女儿周悦在深圳做会计，还没成家，但也跟了回来。我带他们回去，是为了给秀兰的母亲上坟。去年她老人家走了，我们没赶上，还是秀兰的妹妹打来电话说的。

车是从广州开回来的，一辆开了六年的本田。从高速下来，拐进县道，再走一段坑坑洼洼的乡道，远远就看见了村口那棵老黄葛树。树还在，比从前粗了一大圈，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把车停在边上，摇下车窗问路。一个白头发老汉眯着眼看了我半天，突然说：“你是德厚吧？周老四家那个德厚？”

我愣了。他接着说：“我是你三叔公家的有福啊，你小时候偷过我家的李子。”

我一下想起来了。有福叔比我大十来岁，当年在村里当民兵连长，我跟秀兰跑了之后，是他带着人去车站找过我们。如今他也老了，头发全白了，门牙缺了一颗，坐在石墩子上搓草绳。

他问我：“回来看看？”

我说：“回来给秀兰她妈上坟。”

他点点头，说你家的老屋还在，没人动。你爹死后就一直锁着。

我爹是零四年死的，肺癌。我不在跟前。我妹妹后来写信告诉我，爹走的时候还念叨我，说德厚这个狗日的，心真硬，二十多年不回来。

村道还是窄，两边盖了不少新房子，白瓷砖墙，红琉璃瓦，有的比广州郊区的农民房还气派。可也空了不少，有些老房子塌了，只剩断墙。一路走过来，我拼命找从前的影子，只有那口老井还在，石头井圈被磨得光溜溜的，旁边多了块红字铁牌，写着“县文物保护点”。

车在老屋门前停下。两扇木门紧闭，门板上贴着去年的春联，已经褪成了淡粉色。锁是一把铜挂锁，锈得快断了我从小在广东带来的工具包里翻出钳子，轻轻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木门，嘎吱一声，里头一股霉味扑出来。

堂屋里空荡荡的，正墙上还挂着爹的遗像，黑相框上落满灰。秀兰一进门就哭了，伏在桌边，肩膀直抖。我站在门槛上，腿像灌了铅。

一九九五年跑的那天，我爹就站在这个门槛上，拿着一把镰刀，说你要是跟那个女人走，就永远别踏进这个门。我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拉起秀兰就走。秀兰她妈追到村口，把一副银镯子塞进她手里，哭着说，你们走了就别回头，好好过日子。

二十八年了，我一步都没回头。

我跟秀兰是自由恋爱的。那时候周家坳穷，我爹给生产队赶过马车，家里六口人挤四间土房。秀兰家住村东头，她爹死得早，她妈带着三个丫头过日子，比我家还难。我小时候就经常看见她背着一捆柴从山坡上下来，瘦得像根竹竿，可眉眼长得好，方圆几个村都晓得陈家大丫头漂亮。

我胆子大，十八岁就敢在打谷场上约她说话。她装听不见，低头干活，脸却红了。后来村里人看出门道了，风言风语一起，她妈就托人给她说了个人家，是镇上卖猪肉的张屠户，那年三十八，死了老婆，留两个娃。

秀兰不愿意，我也不同意。我跑到她家去说，叔娘，秀兰是我的人，你不能把她推进火坑。她妈坐在灶前头没抬头，说德厚，你家拿什么娶她？你连间像样的屋都没有。

那时候我爹正病着，家里为给他抓药欠了一屁股债。我确实拿不出什么。可我也不肯放手。

张屠户听说我闹，找了几个人在村路上堵我。我被打了一顿，嘴角缝了三针。秀兰知道后，晚上跑到我家的牛棚外头，隔着墙哭。我在里头说，秀兰，我们走。她说，走？去哪。我说，去广州，那边打工有钱挣，比在这儿等死强。

她在墙外头沉默了很久，说，你走我就走。

我们谋划了半个月。秀兰把家里攒的几十个鸡蛋偷偷卖了，我找舅舅借了二十块钱，又把我爹收藏的两瓶白酒偷出来卖了。选在冬天夜里跑，是因为那时候地里没活，人睡得早，狗也懒。

临走那天，我到现在都记得。秀兰穿着一件蓝底白花的棉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站在村口那棵黄葛树下等我。月亮很大，照得她脸上白生生的。我跑过去，握住她的手。那手冰凉，像刚从井水里捞出来。我说，走。她点点头，我们一人背一个蛇皮袋，头也不回地往镇上的车站赶。

到广州是第三天傍晚。火车进了站，我俩像两只从泥沟里爬出来的野兔子，东张西望，满眼都是高楼和霓虹灯。口袋里还剩十一块三毛钱。我们在广州火车站的长椅上蜷了一夜，第二天天没亮，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人贩子模样的人来搭话，说番禺有厂子招工，包吃包住，问我俩去不去。

我没敢信，拉着秀兰走了。后来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找着活，我搬砖挑沙，一天十二块。秀兰在工地旁边的小饭店洗碗，一天八块。晚上住在工棚里，用纸箱子隔出一个小间，一张竹板床，两个人挤在一起。

日子苦，可我们不觉得。每天下工回来，我一身灰，她一身油，两个人坐在工棚外面吃五毛钱的炒粉，就着两块钱一瓶的九江双蒸，你一口我一口。那时候秀兰总说，等我们有了钱，就回周家坳去，把老屋修一修，让她妈过好日子。我说，要回去就风风光光地回去。

后来我们去了海珠区的制衣厂，我做裁剪，她做缝纫。那时候广州的服装生意火得很，满大街都是小老板，赚钱的机会确实比村里多。我们省吃俭用攒了三年，在康乐村租了个小门面，秀兰给人做衣服，我骑三轮车去沙河市场拉布。再后来有了自己的裁缝铺，又生了周凯和周悦。

孩子是在广州长大的。他们不会讲四川话，也不爱吃辣。秀兰做饭总爱放辣椒，孩子们就抱怨，她就会少放一点，可下一顿又忘了。我跟秀兰之间很少提老家，偶尔夜里她在阳台上发呆，我知道她想家，可她不开口，我也不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倔脾气，当年跑出来的时候谁也没跟家里联系，等想联系了，又怕回去让村里人看笑话。

这一拖，就是二十多年。

我爹死后，我回去过一次，只待了一天。妹妹在村口等我，带我去坟上烧了纸。我没进老屋，也没见其他人。爹的坟在半山坡上，荒草长到膝盖高。我磕了三个头，说爹，儿子不孝。然后坐车回了广州。

秀兰她妈活着的时候，我们每年打一次电话。老太太不识字，电话是邻居帮忙接的，秀兰在这头喊一声妈，那头就哭一阵。我也想带秀兰回去看她，可每次都赶上忙，拖着拖着人就没了。去年她妈走的时候，秀兰正在医院照顾骨折的婆婆，脱不开身。等我们知道消息，老人家已经过了头七。

秀兰没哭。她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坐了一个下午。我在门外头听着，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出来后她红着眼睛跟我说，德厚，我要回家。

我点了点头。

回来的路上，秀兰坐在副驾驶，一直看着窗外。过了湖南界，山多了起来，她的眼神越来越不安。我知道她害怕，怕看到娘的坟堆，怕看到家里的老屋坍了，怕遇见当年那些说过难听话的人。我也怕。

车停在秀兰娘家老屋门口的时候，天阴得像要下雨。那个院子跟以前大不一样，妹妹陈秀云前些年把院墙修高了，换了大铁门。秀兰一下车，腿就软了，我伸手去扶，她甩开我，自己往前走。

秀云从屋里出来，手里还端着一个簸箕。她比秀兰小五岁，可看起来比我们还显老，头发白了一半。姐妹两个在院子里站了半天，谁也没先开口。最后还是秀云叫了一声，姐。

秀兰应了一声，走上去抱住她，两个人哭成了一团。我站在后头，儿子和儿媳妇抱着孙子站在更后面，都红了眼眶。

秀兰她妈葬在屋后的山坡上，跟她爹合葬在一起。石碑是新刻的，上面并排写着两个名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女秀兰秀云秀芳立。秀兰在坟前跪了很久，嘴里念念有词。后来她站起来，从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一对银镯子。她说是从广州带回来的，一直舍不得戴。她把镯子埋在了坟前的土里。

我带着儿子们在老屋转了转。周凯问她以前住的房间是哪间，我指给他看。他走进去，仰头看了看房梁，说，妈妈就是从这儿跑出去的？我说，是。他又问，爸，当年你怕不怕？我笑着说，怕，怎么不怕。可那时候年轻，腿比脑子快，先走了再说。

周悦在旁边撇嘴，说，这叫私奔，放古代要沉塘的。秀兰正好走过来，拍了她一下，说，你个小东西，你爸妈不私奔，哪来的你。

秀云留我们住了三天。那几天秀兰跟妹妹睡一个屋，姐妹两个聊到半夜，有时哭有时笑。我睡在隔壁，听着她们的声音，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想，如果当年我们没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我会像有福叔一样，在村口搓草绳。秀兰也许早就嫁给了张屠户，成了肉铺老板娘。那样的日子也许也能过，但一定不会是她想要的日子。

第三天，我们去了张屠户家里。张屠户已经死了十来年，他的儿子现在继承肉铺，在镇上开了个不小的门面，卖卤肉。我们进门的时候，那小子正拿着刀剁骨头。看见我们，愣了一下。秀兰上去说明来意，说想买点卤菜回广州。张屠户的儿子笑了笑，切了两斤猪头肉，死活不肯收钱。

秀兰拿着那包卤菜，走在镇街上，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她指着一棵老皂角树说，那棵树还在。我顺着看过去，树上挂着个牌子，写着“古树名木”。那树下，就是二十八年前张屠户堵我打我的地方。

我搂了搂她的肩，说走吧。

临走前，我去了村委会。村支书叫周文，是我一个远房侄子，四十来岁。他看见我很客气，倒茶递烟。我问他，老屋能不能帮我找人收拾一下，我出钱。周文说没问题，现在村里搞美丽乡村建设，老房子翻新还有补贴。我点点头，又去看了看我爹的坟。妹妹说，坟头去年也修缮过了，砌了砖，栽了两棵柏树。

我站在爹的坟前，想说的话很多。可最后只说了一句，爹，我回来了。这次，我不走了。

回广州那天，天晴了。车子开过村口，那棵老黄葛树抽了新叶子，黄绿黄绿的，风一吹，哗哗地响。秀兰摇下车窗回头看，看了很久，直到村子看不见了，她才转过来，眼里有泪，嘴边却带着笑。

她说：“德厚，我们还能回去的。”

我说：“能回去。以后年年回去。”

车开上了高速，儿子在后座逗孙子玩，女儿在听歌。我开着车，心里出奇地安静。这二十八年像一场梦，梦里有苦有甜，有跑不完的路，有熬不完的夜。我们两个从周家坳跑出去的年轻人，如今带着一大家子又开回来了。物是人非，可人还是那两个人，路还是那条路。

不同的是，当年我们头也不回地走，如今我们一步三回头地看。走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要。回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有了。

我腾出一只手，握了握秀兰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小，那么凉。她转头看了我一眼，眼角皱纹深了，眼里还是亮亮的。

我忽然想起那年冬天在村口，她站在黄葛树下，月亮很大，蓝底白花的棉袄，辫子搭在胸前。她看见我跑来，轻轻说了一句，德厚，你来了。

我来了。这一来，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