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1998年10月，昆明。

1998年秋天杨天勇团伙开始做大活。

大活就是抢车，穿J服在路上拦车，比偷车快。

杨天勇将这整套程序教给了团伙，拦车的时间要选晚上八九点。路上车辆少、路灯暗的地方最合适。选择对象：开好车的，单人开车的，最好从城郊往城里走的。车辆拦截后，先敬礼然后说例行检查，语气要硬一些但又不能太过凶狠，凶了人家就要跑，软了人家不当回事。

记住了，杨天勇说，“你穿的是J察两个字，敬个礼，说句话人家就信了，剩下的就是你的胆量。”

拦车后如何处置人，他还教他们，能不动刀炝就不动，放人、然后开车离开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前提是对方没有看清他们脸，看清楚了就不能放。

人最复杂，人有嘴、有记忆，还有家人。

他把这个道理一遍又一遍地讲，弟兄们听了进去，后来的事证明他们只记住了这样一句话：人，是最麻烦的东西。

1998年10月中旬，他们盯上一辆三菱越野车。

银灰色八成新车云A号，开车的男子四十来岁，体型微胖，穿着夹克，像是个生意人，他每天晚上在城西建材市场结束后，出发前往城东，车上有时会拉货，有时空车行驶。

城西建材市场的老板姓陈，他做了七八年市场里的瓷砖卫浴生意，门面不大但口碑不错，他老婆在市场门口经营一家小饭馆，中午给商户送盒饭，晚上收摊，他们有一个儿子，在昆明读高中，住校。

陈老板有一个习惯，每天收摊前要把当天的账理一遍，他老婆一直等到了八点，然后他才开车离开，他驾车时喜欢听收音机中的评书，那天晚上正在播讲《三国演义》，讲到关云长走麦城的部分，他听着入神，没有注意后面有辆吉普车跟了他两条街。

杨天勇跟了两天前就掌握了路线，第三天他让柴国利开着那辆云A08967吉普车停在建材市场门口对面的路口，他自己与老付，穿上J服，在车上等候。

晚上八点二十，那辆三菱出来了。

吉普车跟在三菱后面，又跟着两条街，柴国利在没有路灯的地方突然转弯超越过去，横挡在三菱前面。

三菱刹住了。

杨天勇和老付下车，走过去。杨天勇走到驾驶座窗边，抬手，敬了个礼："同志，例行检查。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车窗放下来，陈老板看着他们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分局的。"杨天勇说，"刚接到通报，一辆云A牌照的三菱涉嫌一起案子，跟你这辆对得上。麻烦下车，配合核对一下。"

"什么案子？"陈老板问。

"你下来，我跟你说。"

陈老板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杨天勇又看了看老付，两人J服在路灯下看不清，他解开安全带下车。

刚一站在地上，老付就绕到他身后，一只手按着他的肩膀，另一只手顶着他的腰，杨天勇走上前压低声音说道：“别动，跟我们走一趟，”

陈老板身体僵住，他张了张嘴想喊，但杨天勇的手已经堵住了他的嘴巴，老付和柴国利左右架着把他塞进吉普车后座，车门一关，吉普车便驶入夜色之中。

三菱越野车，被杨明才开走了。

陈老板当天晚上被带到城郊的一处废弃厂房里，杨天勇问他的车上带着多少钱？

没……没有多少，陈老板声音发抖，身上有几百块钱，把车开走，放我一条命。

你家里，能拿出多少钱？

我做建材生意，家里有点积蓄，你们要多少？"

你能拿多少？

“五万，”陈老板说，家里有五万元现金，你们放我回去拿给你们。

杨天勇不说话，只盯着陈老板看，昏暗的灯光下，陈老板的脸色苍白如纸。

"你记住我的脸了。"杨天勇说。

陈老板颤抖着说，我不会说的，我保证。

杨天勇说："你保证不了。"

陈老板说：“老婆、儿子都不知到这事，也不会报J，放我回去，我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车子你们开走我也不会再找了，”

杨天勇说，你老婆儿子知道你今晚没开回家，明天就会报J。

“我不会说，”陈老板说，不会说你们长什么样，不会说车往哪开，什么都不会说。

杨天勇看着他说，“你还是保证不了，”

他转身，朝老付点了点头。

老付用一根尼龙绳从背后勒住陈老板的脖子，陈老板挣扎着、蹬着腿，在水泥地上留下刺耳的声音，他的喉咙里发出咯咯声，眼睛睁得很大看着杨天勇，杨天勇站在门口看他，没有表情。

几分钟后，陈老板不动了。

杨天勇走过去蹲下，探了探他的鼻息，站起来说：“处理干净，”

他们将陈老板装入一个编织袋，塞进三菱车后备箱里，开车前往城外，他们在一条废弃公路旁边找到一个窖井，井盖很重，把井盖撬开，把编织袋扔进去，井很深没有声音。

他们把井盖关上，用土将边缘埋起来。

"车怎么办？"杨明才问。

改号，卖了，杨天勇说找老邹。

老邹，湖南人，四十多岁，在昆明城郊开修车铺，表面修车，背后专门给来历不明的车辆做发动机号、车架号清洗和牌照更换，让一台旧车变成新。

杨天勇叫柴国利把三菱开到老邹的修车铺。

老邹围着车子转了一圈说：“好车，哪来的？”

别问，杨天勇说，“能改吗？”

能改，老邹说：“三天，”

"改完，你能找买主吗？"

老邹说城东那边有几家收这类车的老板，价格好谈。

"卖多少？"

"二十万，包在我身上。"

杨天勇点了点头，说："成交。"

三天之后老邹把修好的三菱车从修车铺里开出来，发动机号码用锉刀除去，换上了新的发动机号，车架号码也更换了，牌照是外地的，他驾车前往城东找了一个收废品的老板谈了很久才成交。

二十万，现金，用报纸包着的厚厚一沓。

杨天勇将钱分了，大头归他，小头给兄弟们，他在账本上写得一清二楚。

"这单生意，做得漂亮。"他说。

他不知道老邹在改车的时候，车内有样东西没被发现。

烟盒掉落在副驾驶座位下面，卡在座椅和门框之间，烟盒空的，牌号字已经模糊不清了，烟盒一角有手指印，只有一半不清楚的。

那个手指印是陈老板的，开车时，他把烟盒放在副驾驶座上，随身带着拿烟，他最后一次放烟盒，是在那天下午建材市场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撕开之后把烟盒随手放在副驾驶座上，抽两支后，其余部分散落在吉普车后面座位上，烟盒被留在三菱车里。

老邹在改车的时候清理过车厢，他扫脚垫、擦座椅，但那个烟盒卡在缝隙里没有被发现，车卖出去后新的车主开着跑了几个月也没发现，直到一次新车主儿子坐在副驾驶座位底下用脚踢到那个烟盒才踢出来。

新车主看了一眼，一个空烟盒被他随手扔掉。

烟盒被扔在路上，风吹日晒之后又被环卫工扫走，装进垃圾车里拉到城外的垃圾场。

烟盒上半枚指纹一同被扔进了垃圾场。

那几年昆明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正规的二手车行也有，但是更多地是城郊那些没有招牌的“看车点”，一辆车，无手续、无过户，几万元一手交钱一手交钥匙，买的人不关心来历，卖的人也不讲去向，老邹就是这链条中的一环。

他修一辆车收两三千块钱，遇到好车，价钱更高，在这条链上干了几年，经手的车辆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他有个原则：不看来路、不管是谁的车、只负责改号牌，改了号，就是“干净”的车。

他改号的手艺在城郊是有名的，发动机号被锉成看不出来痕迹，车架号被重新打上，和原厂的一模一样，他修好一辆车后自己会试一下，觉得满意了才交车。

他常说，"吃的是手艺饭，手艺在，饭碗就在，"

他不知道，他吃这碗“手艺饭”的时候手上沾过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连他自己一起带进去。

1998年10月20日，昆明市检院以故意S人罪对杜培武提起公诉。

起诉书送到达看守所几天之后，杜培武坐在铁床上，把起诉书看了一遍又一遍，起诉书上写被告人杜培武，因怀疑其妻王晓湘与王俊波有不正当的关系，在1998年4月20日晚持炝将二人杀死，并抢走王俊波的七7式手炝，丢入滇池。

他看着那些字，但是那些字组合起来他一个也不认识，这上面写的那个人不是他自己，但是从今天开始，在法律上来说，他就是那个人了。

他将起诉书放在一边，躺在铁床上看天花板。

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一个姓陈的老板正在废弃公路旁边的窖井里。

陈老板的老婆，在城里等了一晚，她做好了饭菜，摆了一桌等着丈夫回来吃，菜凉了，人没回来。半夜打电话，关机了。她报了案。她后来在J局门口坐了三天，问民J，人找到了吗。民J说，正在查。她等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她后来把饭馆盘了出去，搬走了。

她不知道，他们的车已经被改号卖到另一个城市，在别人手里开着。

1998年10月，两条线在同一个月里，各自走着。一条走向法庭，一条走向垃圾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