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福冈县前议长吉松源昭公开了一段录音。录音里,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幸说:“这可是一笔巨款,必须妥善保管好。”这笔巨款是吉松2020年出任议长前,被要求向议员团支付的各类费用,总额约2000万日元。吉松还提供了另一个信息:中尾正幸当时要求他支付高尔夫球费、住宿费、餐饮费,名目繁多,但没给任何收据。

这不是临时起意的敲诈。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2019年也被要求交钱——想当副议长,先交500万日元。中尾正幸明确说这是“惯例”。

藏内勇夫8月25日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没说明理由。但他否认收受资金,对外说“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的操作不是今年才有的。吉松2020年交钱,江藤2019年交钱,往前推多少年,没人知道。但中尾正幸说“惯例”的时候,语气很平常,这说明在他认知里,这套操作不需要遮掩。

这套操作和2023年底曝光的自民党“黑金”丑闻是同一套东西。黑金丑闻里,派阀让议员卖派对券,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不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里。福冈县的操作是明着索要,不是回扣,是直接交钱才能当官。两件事形式不同,实质是一样的:职位不是靠能力和选票,是靠金钱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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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立即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进入内阁。2025年12月,她本人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被起诉。2026年6月,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脇博之向检察机关提交检举信,指控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涉嫌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长期造假。

《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收支报表故意造假最高可判五年。加上协助逃税,刑期还要加,最坏的结果是首相入狱。日本战后有过先例:洛克希德案中的田中角荣,下台后被判了四年实刑。

高市早苗现在面对的不只是福冈县“进贡”丑闻,还有她自己被检举的资金问题。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自民党现行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这个框架允许将大额捐款拆分成小额以规避登记,允许以“派对券”名义收钱却不记账,允许地方组织自行设定“惯例”式收费标准。这些漏洞不是今天才有的,是长期存在的。

最近,高市的态度变了。8月19日,她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一事回应:“深感遗憾。今后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保持沟通与协调。”8月21日,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社交平台X批评她不够强硬。8月25日,高市改口:“这与日本重视法律的立场不相容,我们正在非常严肃地对待此事。”记者追问是否被认为态度软弱,她回答:“所谓软弱的批评并不成立。我们在各个层面做工作,持续努力到了最后一刻。”

三天之内,措辞从“遗憾”变成了“非常严肃”。但这不是主动调整,是在前首相公开批评之后的被动应对。鸠山由纪夫批她不是第一次了。2026年1月批她破坏日中关系,6月批她涉台言论违背《日中联合声明》,8月又批她对美态度软弱。鸠山是自民党体系外的前首相,他的批评只能影响舆论,不能改变高市在党内的权力格局。但持续不断的批评,会让高市的支持率会因此下滑。

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50.2%,较7月下跌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上台时是64.4%,十个月跌了14个点。73.8%的受访者反对起用涉“黑金”丑闻议员担任重要职务。但高市想任命的干事长人选,恰恰是原“安倍派”骨干、因“黑金”丑闻受过处分的萩生田光一。

高市面临的选择很清楚。如果强行任命萩生田,支持率会继续跌。如果不任命,原“安倍派”的力量会质疑她的忠诚。她在党内的权力基础高度依赖原“安倍派”议员的支持,这些人多数都沾过黑金丑闻,都在等她替他们“平反”。高市2025年10月上台后立即任命涉丑闻人员入阁,就是在还人情、买人心。现在到了干事长这个位置,不还不行,还了又要丢民调。

鸠山由纪夫代表的是自民党内部“理性右翼”对“极端右翼”的公开切割。但这种切割目前只存在于话语层面,没有组织基础。鸠山所在政党体系与自民党是竞争关系,他的批评在党内没有回响。自民党内部没人跟高市争——石破茂已经当过一任首相且败选了,岸田已经出局了,其他人没有挑战高市的实力。

所以高市在党内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动摇。但外部压力在积累。福冈县“进贡”丑闻的调查还在进行。藏内勇夫辞职后,第三方委员会会调查什么、能查到哪一层还不确定。上脇博之的检举信在检察机关手里,是否提起公诉不确定。如果公诉,高市将面临在职首相被刑事审判的局面。如果定罪,就是入狱。

田中角荣当年是被迫下台后才被起诉的,不是在职期间。如果高市在职期间被起诉甚至被判刑,那就是战后第一次。检察机关会不会走到那一步,取决于两个因素:证据是否足够扎实,政治压力是否足以干预司法。日本检察厅近年来的表现相对独立,2020年对安倍亲信、前法务大臣河井克行夫妇的起诉就说明司法系统有独立性。但针对现任首相的起诉,难度比针对前法务大臣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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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的态度变化说明她对风险有感知,因为鸠山的批评让她意识到,在这个时间点对美软弱会进一步刺激国内不满情绪。她需要向国内展示“强硬”,以对冲支持率下滑。但这种“强硬”仅限于对美国的表态措辞,对自民党内部的资金运作、人事安排,她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福冈县“进贡”丑闻与高市本人的资金问题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但两者在同一时间爆发,构成一个画面:福冈县的操作暴露了自民党地方组织的“惯例”,高市本人的操作暴露了中央层级派阀体系的“惯例”。这两个合在一起,很难让日本民众不多想。

高市早苗面对的“最坏结果”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检察机关决定起诉,日本政治将面对一个制度性困境:如何审判一个在职的首相。如果不起诉,日本政治将面对另一个困境:如何让民众相信这套系统还有自我纠错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