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2年前后，广东嘉应州梅县，落第的罗芳伯没有继续留在乡里教书，而是登船前往婆罗洲。那时的南洋并不是一片“无主之地”，苏丹王国、马来部族、华人矿工和欧洲殖民势力彼此交错。一个客居海外的读书人，后来竟在这里建立起延续百年的华人政权，事情的起点并不在王宫，而在一张渡海船票。
罗芳伯，原名罗芳柏，出生于清乾隆三年，也就是1738年，广东嘉应州梅县石扇镇西南村。家中属于耕读之家，他自幼读书，也练习武艺。按照地方传说，他曾参加科举，却没有走通仕途之路。至于“考中状元”“因无钱行贿而弃考”等说法，更多见于后世演绎，正史和可靠地方文献并不能完全支持。
但有一点大体可以确认：罗芳伯确实在年轻时南渡婆罗洲，并且很快发现，海外谋生远比想象中艰难。当地金矿众多，华人矿工也不少，可不同矿区之间常有冲突，盗匪、海盗和地方势力盘踞，普通移民缺乏安全保障。
罗芳伯先做过塾师，也接触过采矿和贸易。他没有一开始就自称首领，而是从处理乡亲之间的纠纷做起。谁家缺粮，谁家遭抢，矿区发生争执，都需要有人出面协调。读书人的身份，使他能够与地方首领交涉；广东客家人的乡土关系，又让他逐渐获得华人矿工的信任。
关于他是否属于天地会成员，历史上并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清代广东民间确实存在大量秘密结社，华人出洋后也常以同乡、会馆和结社维系互助。后世把罗芳伯与天地会联系起来，可能与“反清复明”的传奇叙事有关，但不能简单说成一支天地会队伍整体逃到了婆罗洲。
有意思的是，罗芳伯真正建立影响力，靠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实际的组织办法。他把分散的华人矿工联合起来，组成兰芳公司。这里的“公司”，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商业企业，更接近兼营采矿、贸易、治安和行政的华人联合体。
兰芳能够壮大，关键在于利益分配。采金所得并非完全归某个头领所有，参与者按照约定分取收益，公共事务也需要共同承担。对漂泊海外的华人来说，这种安排比单纯依附某个矿主更有吸引力。人一多，矿区有了秩序；有了秩序，贸易和生产又能继续扩大。
罗芳伯曾经感叹：“若只顾自己发财，乡亲们终究站不住。”这句话未必是原话，却符合兰芳早期运作的特点。它的凝聚力，正来自共同利益，而不是虚构出来的皇权血统。
1777年，罗芳伯被推举为兰芳政权的首领。后世常称其为“兰芳共和国”，其正式称谓多作“兰芳大统制共和国”。不过，学者对它究竟是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共和国，仍有不同看法。更准确地说，它是以华人矿业组织为核心，逐步发展出的自治政权，兼具公司、会党和地方政府的特点。
兰芳的势力范围主要位于婆罗洲西部，并不等于完全统治今天的整个加里曼丹岛。后世宣传中常把岛屿总面积七十多万平方公里全部算入兰芳疆域，再拿来与日本比较，这种说法容易夸大。兰芳控制的，是若干矿区、聚落和交通要地，范围会随着联盟关系和军事实力不断变化。
罗芳伯没有建立传统意义上的皇宫，也没有把首领位置变成世袭王位。他更重视议事和推举，重大事务往往由各地首领商议。当地马来势力对华人组织既有利用，也有防范；兰芳若想生存，就必须在贸易、矿产、军事和外交之间反复权衡。
清政府对海外华人通常采取复杂态度。它既不愿承担保护义务，也不愿让华人势力与外国殖民者发生过深联系。罗芳伯曾试图寻求清廷认可，希望兰芳成为清朝的藩属，但清廷没有正式承认这一政权。兰芳只能借助与清朝贸易、朝贡和华人身份的联系，增强自身的合法性。
1795年，罗芳伯在婆罗洲去世。此后兰芳仍维持了相当长时间，但内部权力更替、矿产利益冲突以及荷兰殖民扩张，逐渐压缩了它的生存空间。进入十九世纪后，荷兰不断加强对婆罗洲西部的控制，兰芳与周边华人组织的自治能力随之下降。
关于兰芳何时灭亡，常见说法是1888年，也有研究认为其实际瓦解过程更早开始，不能用某一天简单概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荷兰军队接连占领华人聚居区，兰芳最终失去独立运作的条件。至此，这个由华人移民建立的自治政权，退出了婆罗洲的政治舞台。
兰芳消失了，华人聚落却没有随之消失。加里曼丹岛不少地区至今仍保留客家话、潮州话等汉语方言，也留有会馆、墓地和纪念罗芳伯的遗迹。“罗芳伯”这个称呼，本身就说明当地华人并未把他只当成一名矿主，而是视为组织移民、维持秩序的早期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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