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21日凌晨4时21分，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南楼，88岁的徐向前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几个月前，他还躺在病床上反复交代：身后不要搞遗体告别，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要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这三句话，听起来不像一位元帅的遗言，更像一名普通老兵对身后事的安排。徐向前一生俭朴，少言，不喜欢铺张，也不愿把个人功劳摆在公共场合反复讲述。可他提出的三个愿望，后来只实现了一个。
病情最重的时候，徐向前住在医院六病室。高烧、心绞痛、感染接连而来，抗结核治疗又造成肝脏损伤，身体出现亚急性肝坏死和多器官衰竭。医护人员日夜守在床边，他却很少抱怨，常说的一句话是：“难为你们了。”
那年6月，老战友李先念前来探望。两人早在1929年便在鄂豫皖地区并肩作战，后来又经历红四方面军转战和长征。李先念知道，徐向前不是轻易向命运低头的人，但这一次，病床上的老战友已经明显感觉到时间不多了。
护士告诉徐向前李先念来了，他坚持要对方坐到床前。徐向前喘息着说：“我的遗言有三条。”李先念赶忙劝道：“你不要激动。”徐向前仍然把三件事一一说完，语气平静，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安排，也没有谈个人待遇。
他念念不忘的，是那些战斗过的地方。
大别山，是红四方面军早期创建根据地的地方；大巴山，见证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岁月；河西走廊，连接着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历史；太行山，则与抗日战争和华北战场紧紧相连。徐向前要求撒放骨灰，并非追求仪式感，而是希望自己回到部队、战友和土地之间。
徐向前的军事生涯，起点并不显赫。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进入革命队伍后，曾在鄂豫皖地区接手一支人数不多、装备简陋的部队。面对复杂局面，他没有等待条件成熟，而是发动群众、扩充队伍、训练干部，很快建立起能打硬仗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他的指挥风格并不依靠喧闹的鼓动。熟悉他的人都说，徐向前话不多，判断却快，打仗敢于集中兵力、寻找弱点。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川陕地区多次作战，部队从小到大，战斗力也在实战中迅速提升。
1935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徐向前参加长征。此后，他又经历西路军作战等重大挫折。那段经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也让他对部队、干部和普通战士始终抱有特殊感情。战争年代，他常把部下的安危放在个人得失之前。
1948年春，徐向前指挥临汾战役。临汾城坚固难攻，守军凭借工事顽抗，解放军最终通过坑道爆破等办法打开突破口。随后进行的晋中战役，沉重打击了阎锡山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徐向前并不是只会正面硬拼的将领，他善于根据敌情调整部署，这也是其战场声望的重要来源。
病情稍有好转时，医生曾判断他有望在9月出院。家人因此整理房间，子女也重新燃起希望。可徐向前并未把这当成必然结果。8月5日，他把子女叫到身边，断断续续地嘱咐：“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这番话说完，他又重申了那三个遗愿。儿子徐小岩见父亲喘得厉害，劝道：“爸爸，您别说了，我们记住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为徐向前留给家人的最后嘱托。
他还提前告诉医护人员，危重时不要进行过度抢救。那时他的手脚已经很难找到完整血管，身体浮肿，身上连着多种治疗管路。秘书来看他，他有时已经无法说话，只能握着对方的手。对方准备离开，他便轻轻摇头，示意再坐一会儿。
徐向前去世后，中央没有完全照办他的要求。不开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这两件事最终被拒绝，原因并不复杂：他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为革命战争胜利和军队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公开送别不仅是对个人的纪念，也是党和国家对其历史功绩的正式确认。
不过，送别仪式并没有铺张操办，而是在尊重徐向前朴素作风的前提下进行。遗体告别和追悼活动规模有所控制，形式也尽量简朴。中央没有满足他的前两项遗愿，却保留了他最看重的那一项。
1990年11月1日至10日，工作人员和亲属乘专机前往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分地撒放骨灰。飞机沿着他曾经率军行进的方向飞行，骨灰随鲜花落向山岭和大地。徐向前的骨灰盒与遗像，后来安放在山西五台县烈士陵园。那位从战火中走出的布衣元帅，最终没有留在一座城市的高大墓碑下，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自己的军队和山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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