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武昌新军起义。湖广总督瑞澂正在总督衙门中等待军情，却很快从城内撤往楚豫军营，随后乘船逃离武汉。这个决定，看似保全性命，实际上让清廷失去了镇压起义最关键的指挥中枢。
瑞澂并非没有兵。起义初期，革命军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清军若能迅速统一调度，局面未必不可收拾。偏偏瑞澂先乱了阵脚，驻守武昌的清军也随之动摇。后来孙中山曾认为，武昌起义之所以迅速成功，瑞澂的出逃是重要原因之一。
他逃到上海后被清廷革职，民国成立后又遭查抄，昔日的封疆权势转眼化为乌有。不得不说，晚清许多官员并非没有权力，而是到了真正需要担当时，权力反而成了最先要保住的东西。
两江总督张人骏面对的，是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相继震荡的局面。他此前任两广总督时，曾支持收回东沙群岛，并派员勘察西沙群岛，这些举措在当时具有维护海疆的意义。
但在武昌起义扩散后，南京局势逐渐失控，张人骏与江宁将军铁良离开南京，转赴上海。张人骏对清廷仍有感情，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多次请他出任要职，他都没有接受。晚年寓居青岛，直到去世，始终没有真正融入新政权。
广州的张鸣岐，则是另一种面貌。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林觉民等革命党人被捕牺牲，张鸣岐作为两广总督和广州将军，对镇压负有直接责任。他在清廷眼中是能办事的重臣，在革命党人眼中却是必须清算的对象。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广东后，广州城内人心迅速变化。张鸣岐不敢固守总督府，辗转逃往日本。后来他依附袁世凯，参与筹划帝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投靠日本，成为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舆论压力和社会唾弃中结束一生。
福建方面，闽浙总督松寿选择了硬撑。作为满洲正白旗人，他把维护清朝视为自身职责，调集兵力镇压革命。但福建局势已经不是一名总督能够控制的，军事行动失败后，松寿在衙署内吞金自尽。清廷追赠太子太保，赐谥“忠节”，这是旧王朝给他的最后一份评价。
云南的李经羲没有走极端。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家族长期受清廷重用，因此不可能公开背离朝廷；但他也清楚，云南军政力量复杂，强行镇压只会把局势推向失控。
蔡锷等人发动起义后，李经羲被迫交出权力。值得一提的是，云南方面并未对他进行严厉报复，而是设法让他离开昆明。此后李经羲曾出任民国国务总理，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受到排挤，晚年居于上海。
四川总督赵尔丰的结局最为惨烈。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引发四川保路运动，赵尔丰曾下令镇压，成都局势因此不断恶化。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各地迅速响应，清军内部也开始分裂。
赵尔丰试图控制局面，却已经失去足够的军政支持。四川军政府成立后，他被视为阻碍地方独立的关键人物。1911年12月8日，赵尔丰在成都被革命军处死。此前他在西南经营边务，也曾对稳定川藏局势有所作为，但这些功绩最终没有抵消保路运动中的血案。
陕甘总督长庚面对的局面相对平静。陕甘地处西北，交通闭塞，革命影响传入较慢，加之前任总督升允在当地经营多年，清廷的控制力仍然存在。长庚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率军南下。
清帝退位诏书下达后，他只能交出总督关防。长庚没有转而参与民国政治，仍以清朝遗臣自居，后来在失意和悲痛中去世。对他而言，王朝不是一个可以更换的政治符号，而是个人身份、家族荣辱和一生仕途的全部依托。
直隶总督陈夔龙身处北京外围，却没有真正掌握直隶的全部军政资源。北洋军队的核心力量掌握在袁世凯手中，武昌起义也没有直接冲击直隶。因此，陈夔龙没有像赵尔丰那样被迫作出生死选择。
宣统退位后，陈夔龙退出政治舞台，长期以清朝遗老身份生活。张镇芳虽曾短任直隶总督，但任期仅十天，通常不列入清亡前九位总督之中。这个细节，也说明清末官场变动已经快到任命本身都显得仓促。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处在清朝的“龙兴之地”。武昌起义爆发后，东北没有出现大规模革命风潮，他没有直接领兵与革命军决战，却组织保安会等力量，试图支援清廷平乱。
清帝退位后，赵尔巽曾短暂任职于民国，随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主持修撰《清史稿》上。他的弟弟赵尔丰死于四川，而他本人则以清朝遗老的身份走完余生。九位总督，有人逃亡，有人自尽，有人被处死，也有人交出关防后退场。大清真正倒塌时，决定结局的已不只是某一座城，而是这些封疆大吏手中的权力，早已无法重新拼成一个完整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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