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5日,济南火车站,吴法宪在工作人员和女儿吴巴璀陪同下走下列车。此时的他,已经结束了近十年的羁押生活,身体状况欠佳,余生将在济南度过。

他乘坐的是45次特快列车,下午4点抵达济南。没有欢迎仪式,也没有熟悉的军营场景,迎接他的只是一处普通住宅,以及一段必须重新学习的日常生活。

住房位于七里山小区,是一套4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安排在二楼。屋内家具和生活用品基本齐全,面积不大,却足够夫妻二人安顿下来。

陈绥圻当时还没有赶到济南。她此前仍有审查方面的事情需要处理,直到1981年11月11日拿到结论,才来到七里山小区,与分别近十年的丈夫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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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团聚,来得并不轻松。

1971年9月,吴法宪被羁押。1981年1月,特别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刑期从被羁押之日起计算。到了判决时,他实际已经服刑近十年。同年8月,考虑到年事和身体原因,组织上决定让他保外就医,安置到济南生活。

吴法宪早年参加革命时只有15岁。战争年代,他长期在部队中生活,解放战争时期随四野作战。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1965年刘亚楼逝世后,吴法宪出任空军司令员。

这样的经历,意味着他大半生都在军队体系中度过。生活起居有人照料,工作安排有明确秩序,突然回到普通家庭,许多看似简单的事情反而变得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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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灶怎么使用,他一开始都弄不明白。陈绥圻没有责怪,只是站在旁边慢慢教。女儿也常来帮忙,家里这才一点点恢复了烟火气。

陈绥圻出生于上海,曾就读于怀久女子中学。17岁时,她参加部队,被安排到三师下属的锄奸部门,担任内勤干事。那时吴法宪也在三师工作,两人由此相识。

1942年10月,两人在苏北阜宁县戴舍结为夫妻。战争年代聚少离多,吴法宪常在前线,陈绥圻则承担后方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调往空军系统,夫妻相处的时间才逐渐多起来。

有意思的是,老战友刘亚楼生前曾评价吴法宪,说他找了一位好妻子。这句话并非客套。1971年吴法宪被审查后,陈绥圻也被安排到浙江农场劳动,夫妻再次分离,时间同样接近十年。

农场每天清晨五点多起床,参加劳动,晚上九点左右才能回住处。组织上每月另给她50元生活补助,她没有随意花掉,而是尽量积攒下来,想着将来与家人重聚时应付生活开支。

1981年8月,在获准探视后,陈绥圻曾前往监所与丈夫见面。多年未见,两人能说的话很多,但真正到了面前,往往又不知从何说起。陈绥圻后来赶到济南,才算重新把家庭生活接续起来。

济南的日子很普通。吴法宪有练习书法的习惯,陈绥圻便替他铺好纸张,摆好笔墨,自己撑着桌边静静看着。笔画落下,屋子里少有闲谈,更多是纸笔摩擦的声音。

最初,吴法宪很少白天出门,天色将暗时才戴着口罩外出。夫妻俩去菜市场买菜,也担心被人认出。后来他们发现,认出他们的居民大多只是点头或打招呼,并没有异常举动。

“慢慢来,别急。”陈绥圻常这样劝他。

日子久了,口罩摘了,菜篮子也提得更自然。街坊眼中的,不过是一对住在二楼的老人。至于那位老人曾经担任过空军司令员,知道的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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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每月领取生活补助,1983年调整为500元。陈绥圻的待遇则在1992年8月落实,按副师级待遇离休,时间从1988年起算。这些安排,使两人的晚年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2000年起,吴法宪因脑梗长期住院。病床上的他需要依靠多种医疗管线维持治疗,每天下午3点到4点是家属探视时间。陈绥圻年事已高,仍常去医院看望,见到丈夫时难免落泪。

后来子女担心她的身体,劝她不要频繁奔波,医院里的事情由长子吴新潮协助料理。她与吴法宪在济南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直到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以89岁高龄病逝。

七年后,2011年,陈绥圻去世,享年88岁。两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人,最后留在济南一处普通住宅里的,是书桌、菜篮、煤气灶,以及相伴走过的漫长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