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萧华家中来了一位老朋友。几个孩子围着父亲跑来跑去，屋里满是笑声。陈毅看着这一幕，忍不住打趣道：“你这个娃娃司令，什么时候也成了大树？”萧华笑着摆手，没有接这句玩笑。
萧华参加革命很早。1930年，他加入红军时还不到十四岁，后来长期在部队中工作，因年纪轻、职务高，得了“娃娃司令”的称呼。1939年，23岁的萧华与15岁的王新兰结婚。战争年代生活紧张，家庭却在行军、转战和工作间隙逐渐建立起来。
夫妻二人一共养育了五个孩子。长女萧雨、长子萧云出生于战争时期，萧霜、萧露、萧霞则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五个名字连在一起，恰好组成雨、云、霜、露、霞，带着鲜明的自然气息，也显得朴素而有趣。
名字虽然清雅，萧华对孩子的要求却并不宽松。他和王新兰在结婚前就约定，不用打骂的方式教育子女。陈毅曾伸手询问他们是否“用这个”，萧华回答得很直接：“我们从不打骂孩子。”他常说，教育孩子不能靠棍棒，马克思也不赞成打骂孩子。
不打骂，不等于放任。萧华给孩子们立下的规矩，核心都指向一个问题：无论父亲担任什么职务，孩子都不能因此脱离普通人的生活，更不能养成高高在上的习气。
有一次，萧华陪大女儿萧雨散步，经过一片棚户区。萧雨提到，自己的同学就住在那里。萧华没有让女儿简单说完便离开，而是提出到同学家中坐坐。对方家里条件有限，只能找来一个旧马扎。萧华接过茶水，直接坐下，与孩子的母亲交谈起来。
离开后，他对女儿说：“不能看不起住在这里的人。”又叮嘱她，多和同学来往，有机会请对方到家里做客。这个细节很小，却说明萧华所说的“联系群众”，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落实在待人接物上。
萧云上学后，学校在北京郊区，距离家里有十几公里。萧华提前交代清楚，公车只办公事，不能用来接送孩子。萧云只能乘班车往返，赶不上时便步行回家。路远，鞋子磨坏，脚上也起过水泡。
王新兰心疼孩子，萧华却没有因此改变规定。他对儿子解释，干部子弟更要懂得约束自己，不能把公家的便利当成个人待遇。萧云年纪小，起初难免有怨气，后来慢慢明白父亲的用意，还常约同学一起走路回家。
这种要求并不只体现在交通上。生活困难时期，粮食和蔬菜实行定量供应，萧家也按照规定领取。饭菜做糊了，孩子们皱眉，萧华却先拿起筷子吃下去，并提醒他们，国家处在困难阶段，不能只盯着吃得好不好，更不能因为饭菜不合口味就责怪炊事员。
衣服也要轮流穿。一件衣服旧了、破了，便打补丁，仍然继续使用。五个孩子穿过的衣物，在家里传来传去。外人看来，萧家的孩子与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太大区别，萧华对此并不觉得寒酸，反而认为这正是孩子该有的生活训练。
值得一提的是，萧华并没有把“吃苦”理解成故意让孩子受罪，而是要求他们能够适应不同环境。能过好日子时不骄纵，条件艰苦时不抱怨；享受家庭照顾，却不能把父母的身份变成自己的特权。这种分寸，往往比单纯的严厉更难做到。
五个孩子后来各自成长。萧云考入清华大学，曾任解放军上校，转业后从事企业工作，担任过经理、副董事长等职务。萧雨等子女也都走上了自己的工作道路。那五个带着天气意味的名字，留在萧华家族的记忆里，也连着一个军人家庭对群众观念、纪律意识和生活作风的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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