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9日夜，山西代县阳明堡机场外，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团长陈锡联蹲在雨幕里，望着远处隐约可见的机场灯火。忻口会战正酣，日军飞机不断从这里起飞，轰炸中国守军阵地。这个年仅22岁的团长，盯上的不是一处普通据点，而是日军压在战场上空的一把刀。
当时的八路军装备十分简陋。没有飞机，没有重炮，连专门的爆破器材也很缺乏。机场里却停着二十多架飞机，还有日军警卫部队守护。按常规打法，步兵很难接近，更不要说摧毁目标。
陈锡联没有急着下令，而是带人反复侦察。他们化装成百姓，摸清机场周围地形、日军警戒范围和飞机停放位置。侦察结果显示，机场外围工事并不复杂，日军守卫也存在空隙。于是，一个看似冒险、实则经过计算的计划形成了：趁夜色渡过滹沱河，先打警卫，再毁飞机，迅速撤离。
主攻任务交给了三营。
这支部队有一股硬劲。许多官兵参加过长征，经历过鄂豫皖根据地的战斗，善于夜袭和近战。营长赵崇德来自红四方面军，年纪不大，却是从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基层指挥员。
出发前，赵崇德把随身携带多年的公文包交给部下保管。有人问：“营长，东西怎么交出来了？”他只说：“先替我收着。”话很短，意味却很重。熟悉红军传统的人都明白，这往往是干部准备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信号。
夜色压低了山野。
三营官兵悄悄涉水，河水冰冷刺骨，枪械和弹药都要尽量保持干燥。没有人点火照路，也没有人高声说话。部队分成几路，向机场一点点靠近。十连负责压制和歼灭警卫，十一连等部队则直插飞机停放区。
枪声突然撕破黑夜。
机场守军仓促应战，探照灯来回扫动。八路军战士用步枪、手榴弹和刺刀贴近作战，迅速冲开缺口。面对停在场内的飞机，他们没有复杂工具，就把手榴弹捆成集束，塞向驾驶舱、发动机等关键部位，再浇上汽油点燃。
火光一架接一架地腾起。
日军飞机成为最醒目的目标，也成为这场夜袭中最危险的火源。爆炸声接连响起，机场陷入混乱。日军试图组织反扑，赵崇德一直在前沿指挥部队。他既要盯住敌人动向，又要督促战士抓紧时间破坏飞机。
战斗持续约一个小时，八路军部队完成任务后开始撤出。就在这时，赵崇德被日军子弹击中，倒在机场附近。这个红军老战士牺牲时只有23岁。
关于战果，史料记载为日军二十余架飞机被毁或严重破坏，并歼灭、杀伤部分守敌。阳明堡机场遭到重创，日军航空兵在忻口方向的活动受到影响。对于装备落后的八路军而言，这不是简单的“烧飞机”，而是用步兵突击打击敌方空中支援体系。
消息传开后，国内舆论受到很大鼓舞。国民政府有关方面曾对这次战斗予以嘉奖，八路军也将其视为继平型关战斗之后的重要胜利。战报送到769团指挥部时，陈锡联却没有沉浸在喜悦中。他看着赵崇德牺牲的消息，惋惜地说：“打了这一仗，牺牲了这么好的一个营长，太可惜了。”
这句话，恰好说明了这场胜利的代价。
夜袭阳明堡之所以能够成功，靠的并非单纯的勇敢。准确侦察、周密部署、夜战经验和干部带头，缺一不可。更关键的是，部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高度的组织性。战斗命令下达后，官兵知道该冲向哪里，也知道什么时候必须撤出。
赵崇德的牺牲，则让这支部队的传统有了具体形象。他不是站在后方发号施令的指挥员，而是把最危险的地段留给自己。红军时期形成的干部作风，在抗日战争初期依旧清晰可见：任务越重，指挥员越要靠前；危险越大，越不能把责任推给战士。
769团的来路，比阳明堡更长。
它的历史根脉可以追溯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与黄麻起义后的红军部队有着重要联系。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淬炼，这支部队编入八路军第129师，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的一支骨干部队。抗日战争中，它不仅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也在太行山根据地建设和反“扫荡”中不断成长。
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部队随大军挺进中原，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作战。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它又在极端残酷的战场上接受考验。上甘岭战斗中，胡修道等官兵的表现，成为这支部队战斗传统的延续。
真正让“百将团”名声传开的，是它长期承担主力任务后形成的人才积累。徐向前、王树声等老一辈将领曾领导或指挥过相关部队，陈锡联、王近山、李德生等将领也都与这支部队有密切渊源。按照有关军史资料统计，从这里走出的开国将军和高级将领达到109位，因此有了“百将团”的称呼。
一个团能走出这么多将领，绝不是靠某一场战斗偶然成名。它经历过根据地的艰苦岁月，走过长征，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每一次战火，既淘汰怯弱，也锻造指挥员；每一次重组，既保存骨干，也把经验传给后来者。
阳明堡机场的火焰只燃烧了一个夜晚，769团的战斗传统，却是在一次次硬仗中留下来的。赵崇德倒下的地方，距离那些被炸毁的飞机并不遥远。对这支部队而言，胜利写在战报上，代价则写在一个个年轻指挥员的名字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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