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3日，朝鲜临津江一线，第63军189师已经抵达渡口。前方的187师、188师正在与英军和其他“联合国军”激战，189师作为预备队，本应迅速投入战斗。然而，师长许诚与政委蔡长元在是否立即渡江的问题上意见不一，部队迟迟没有行动。
这不是普通的“走慢一步”。在战场上，预备队一旦错过投入时机，原本可以扩大的战果，可能转眼变成敌人脱身的通道。蔡长元主张立即支援，许诚则坚持等待军部命令。争论没有及时结束，行动便被拖了下来。
第二天，189师白天行军时遭到敌机轰炸，两名副团长高连喜、李凯牺牲，部队也出现伤亡。由于188师无法彻底截断英军退路，第五次战役预期中的歼敌目标没有实现。战后，许诚被撤去189师师长职务，由蔡长元接任。
许诚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没有勇气，而在于把“等命令”看得过重。战场指挥既要服从建制，也要根据敌情变化临机处置。预备队长期停在原地，实际上等于放弃了主动权。后来，许诚曾任第63军、 第67军副军长，1964年晋升少将，但189师这次延误，始终是其军旅生涯中的一处遗憾。
类似的情况，在长津湖地区表现得更为尖锐。
1950年11月底，第九兵团在极端严寒中向长津湖地区展开作战。第20军、第27军担任主要攻击任务，第26军作为后续力量，准备投入围歼。美陆战第1师突围后，志愿军需要迅速堵住下竭隅里方向的通道，时间几乎按小时计算。
12月2日深夜，第26军第88师接到穿插命令，要求向独秀峰一线前进。可是，当时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风雪遮蔽道路，部队又缺少冬装和补给。师长吴大林决定推迟出发。到了12月3日下午，88师才开始行动，比预定时间晚了十多个小时。
更不利的是，部队改在白天行军，很快暴露在美军航空火力之下。行军途中又发生迷路和非战斗减员，抵达目标区域时，美军先头部队已经通过。88师后来遭遇美军机械化部队，损失严重，未能完成堵截任务。
战后，吴大林被撤职，第88师番号也被撤销。这里必须说明，长津湖战役中的伤亡，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决定。第九兵团仓促入朝、冬装不足、补给困难，都是客观因素。但在既定命令已经下达后，师级指挥员仍然迟疑不决，便属于必须承担的指挥责任。
88师政委龚杰也被就地免职。他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作战经历丰富，不能说是不懂战争。问题恰恰在于，老资格并不等于每次判断都正确。部队在白天暴露后，指挥处置没有及时跟上，战斗力本就有限的88师承受了更大损失。关于龚杰是否出现在某些秋收起义合影中的说法，史料并不完全一致，不宜当作确定事实传播。
第五次战役中，第60军第180师的遭遇，则把“等待命令”带来的危险推到了极点。
1951年5月下旬，志愿军开始转移。第60军原有的第179师、第181师已被调往其他方向，能够承担掩护任务的主要只剩180师。5月23日以后，敌军反攻加剧，180师奉命在北汉江南岸坚守数日，为大部队和伤员转移争取时间。
可是，180师的左右两翼先后撤离，部队逐渐成为突出在敌军前方的孤军。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建议主力先渡江，再留下部分兵力掩护，师长郑其贵没有同意，仍坚持等待上级改变命令。
军长韦杰曾向兵团请示，但由于电台联络中断，迟迟得不到答复。后来，韦杰要求180师北渡北汉江。然而，部队渡江后没有及时向北转移，又在加德山一带被敌军包围，错过了较好的突围时机。
180师的惨重损失有复杂背景：上级命令反复、通信中断、两翼脱离、敌军机械化推进，均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郑其贵作为师长，没有根据现场态势果断调整部署，依旧把希望寄托在一纸新命令上，最终被撤去职务。战后，彭德怀也对第五次战役中的指挥问题作了检讨。
第42军第124师政委季铁中的撤职，源于第二次战役中的一次渡江迟疑。
1950年11月，志愿军试图切断美第八集团军退路，第42军奉命在西线相关方向展开穿插。由于第125师、第126师未能按时到位，军部只得将124师投入关键位置。部队赶到大同江附近时，距离天亮只剩两个小时。
江面没有足够船只，渡河风险极大。师长苏克之倾向于先派一个营过江构筑阵地，政委季铁中则认为，124师兵力有限，应该等125师会合后再行动。两人意见未能及时统一，宝贵时间就这样被耗掉。
等到部队开始渡江，敌军已经赶到江边，并迅速架设浮桥通过。刚刚过江的志愿军遭到美军飞机轰炸，团长郑希和牺牲，124师也失去了完成截击的机会。战后，季铁中被撤职。值得一提的是，第42军后来主动请战，转向成川方向实施穿插，以新的战果弥补了此前行动的失误。
这5名干部的共同问题，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没有战功，而是在关键节点上出现了指挥迟疑：有人过分依赖上级命令，有人没有把握昼夜转换，有人面对通信中断仍不敢调整部署。朝鲜战场敌我装备差距悬殊，志愿军更需要靠速度、隐蔽和主动性弥补不足。师级干部一旦错失窗口，付出的代价往往就是整支部队的伤亡与失去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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