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四日晚，皖南山路上，一个重伤的人把笔记本和七块大洋交出去。
他身中四弹，走不动了。
身边人还想背他走，他却把话压得很硬：赶紧突围，不要管他。
这个人叫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牺牲时还不到三十五岁。
他的名字，常被放在叶挺、项英、张云逸、周子昆这些新四军早期领导人身边。可他最让人记住的，不是官职，而是最后那一下。
他把最后一发子弹，留给了自己。
袁国平生在湖南邵东，家境贫寒。少年时读书好，也爱写诗，心气很高。
一九二五年，他十九岁，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同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埔的课堂上，有人讲军事，有人讲政治。周恩来、萧楚女等共产党人的影响，落在这个湖南青年身上，很快就不只是几句口号。
枪声来了。
北伐、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他都赶上了。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随部队转到海陆丰，坚持武装斗争。
那时的袁国平，手里常拿的不是一支笔，就是一份油印材料。
他懂宣传，也懂队伍。
红军时期，他在红三军团做政治工作。红三军团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彭德怀在前面带兵，袁国平就在队伍里做政治发动、组织建设、宣传鼓动。
他不是只会写文章的人。
一九三〇年红三军团攻入长沙后，他带着政工干部刷标语、办报纸、搞演讲。街头墙上，纸张、墨迹、口号，一样样铺开。
这支队伍要让老百姓知道，红军为什么来，来了做什么。
长征结束后，袁国平写过一首和毛主席《七律·长征》的诗。诗里有“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这样的句子。
战火里的人，能写出这样的诗，难得。
可更难的是，写诗的人没有停在诗里。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袁国平主动要求到前线。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过，愿为中华民族生存、解放和抗战最后胜利英勇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
这不是漂亮话。
很快，新四军要成立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开始正式办公。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对这个任命有判断。
他评价袁国平：“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这八个字，不是夸才子，是把一副重担压到他肩上。
新四军不是从一个整齐营房里拉出来的部队。它由南方多地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长期分散作战，环境艰苦，人员来源复杂，纪律、制度、政治教育都要重新拧紧。
袁国平到军部后，先抓教导营。
教导营后来扩为教导总队，他亲自兼任政委，还编写《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等教材。课堂里，桌凳简陋，学员却一批批来。
五千多名干部从这里受训。
这支部队慢慢有了更清楚的规矩，也有了更统一的声音。
一九三九年，《新四军军歌》诞生。歌词初稿由陈毅写出，后来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人集体修改，何士德谱曲。
那首歌里有一句，许多老战士唱了一辈子：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袁国平特别强调，“铁的新四军”要唱出来，要重复唱出来。
这四个字，后来像钉子一样，钉在新四军军史里。
可铁，也会遇到烈火。
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移，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皖南事变爆发。
山道、密林、枪声、雨雪，队伍被切开。军部和各部不断突围，伤员越来越多，弹药越来越少。
叶挺下山谈判，被扣押。
项英、周子昆后来遇害。
袁国平仍在突围队伍里。
一月十四日晚，他负了重伤。子弹打进身体，血把衣服浸透。他躺在前进路旁，已经不能跟着队伍走。
战士们围过来。
他知道，若停下来救他，后面的人都可能走不了。
他挣扎着把一个笔记本和七块大洋交给李甫，又交代大家继续突围。
这就是最后的家当。
也是最后的交付。
早在突围动员时，他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有一百发子弹，要用九十九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
那天夜里，他兑现了。
趁战士们不备，他摸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
山路静了一下。
队伍还得走。
袁国平留下的，不只是一具倒在皖南山路上的身体。那时，他唯一的儿子袁振威还不满两周岁。
孩子太小，还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
后来，袁振威长大，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他长期在海军系统工作，后来成为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海军作战指挥和指挥自动化领域从事教学科研，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父亲没有来得及牵他走一段路。
他却沿着另一条路，穿上军装，走进海军院校，把一生交给国防建设。
很多年后，袁振威回忆父亲，记住的不只是牺牲场面，还有父亲给家人的信。
信里说，自己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他们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为民族服务。
一九五五年六月，袁国平遗骸移葬南京雨花台西南皖南事变三烈士墓。
墓前石阶安静。
一个不到三十五岁的父亲，终于停在了那里；他的儿子，已经替他把未走完的路，接着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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