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周希汉站在授衔名单前，已成为共和国中将。很少有人知道，二十三年前，他还曾被五花大绑押到河滩，等着一把大刀落下。
那次死里逃生，并不是周希汉第一次被徐向前搭救。更准确地说，徐向前在几个关键关口伸手相助，替这个出身大别山的年轻人保住了性命，也让一名并不显眼的小参谋，后来成长为战场上的一员悍将。
1932年10月4日，湖北应山以西的吴家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与总政委陈昌浩正在河滩附近走动。忽然，一声“共产党万岁”传来，声音既悲壮，又异常坚定。
两人循声赶去，只见周希汉被反绑着，旁边的战士已经举起大刀。徐向前当即喝问：“你们在干什么？”
押解人员答道，奉张国焘命令，处决“改组派”。徐向前没有争辩，转而问周希汉究竟发生了什么。周希汉说，自己只是替总部寻找宿营地，却被指责故意安排一处容易遭敌机轰炸的房子，企图谋害首长。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部队在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前后不断转移，周希汉负责安排总部机关宿营。原先依据缴获地图寻找的陆家庄并不存在，他只好临时改换地点，并把条件较好的一间房子留给张国焘。
张国焘看到房屋四周空旷，认为不利于防空，随即追问是谁安排的。周希汉承认准备仓促，愿意重新调整，但没有承认所谓“谋害”。争执中，他顶了一句：“我没有要谋害你，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这句话触怒了张国焘。一个“改组派”的帽子扣下来，处决命令很快传出。周希汉被押往河滩后，才意识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于是扯开嗓子高喊口号。也正是这喊声，让徐向前及时赶到。
河滩上，徐向前对行刑人员说：“放了他！张主席那里我去讲。”没人敢立即动手。徐向前随即提高声音：“我说放了他！”
绳索被解开，周希汉的双臂已经麻木。徐向前没有停留太久，但这次命令，足以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缘分早在几年前便已出现。
1927年，湖北麻城的黄麻起义爆发时，年仅14岁的周希汉参加了革命。1928年，他加入红军并入党。1930年前后，他在部队中担任基层干部，后来调入红一军第十三师第三十八团工作。
一次前往团部途中，周希汉发现姑岭地势较高，可以俯视团部所在的山坳。他刚到团部，便提出应在姑岭配置兵力。这个建议引起了徐向前的注意。当时徐向前是红一军副军长，正在查看地图。
徐向前问他能否在地图上指出团部和姑岭的位置。周希汉看着密密麻麻的线条，坦率地说：“我看不懂。”
停了一下，他又补充：“不过我能学会。”
徐向前看中的，正是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周希汉身材瘦削，却敢于观察地形、提出判断，说明他并非只会服从命令的普通战士。后来，徐向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周希汉逐渐接触到作战、组织和机关事务。
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后，肃反扩大化迅速蔓延。许继慎、旷继勋、曾中生等干部先后遭到错误处理，大量红军指战员受到牵连。周希汉也被指控为“富农分子”，被赶出机关，发给路条，要求回乡生产。
他回到麻城设法取得苏维埃政府证明，证明家庭靠佃田为生，属于贫农。可回到部队后，问题仍没有立即解决，只能在伙房洗菜、挑水、记账。一次，徐向前到厨房找锅巴，发现了处境狼狈的周希汉。
得知原委后，徐向前找到张国焘，明确表示周希汉参加革命早、工作积极，不应凭空定罪。随后，他把周希汉调到机关担任书记员。这个决定，使周希汉重新回到部队，也避免了他被彻底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
没过多久，周希汉又因一句牢骚和一批弹药的账目问题被捕。1932年反“围剿”形势紧张，部队连续转移，周希汉曾对错误指挥表示不满。有人将此事上报，并把弹药保管中的差错一并归到他身上。
张国焘下令审讯，周希汉被绑在条凳上，甚至遭到灌辣椒水。徐向前赶来后说明，所谓丢失弹药，实际是警卫人员私自取用，并非周希汉有意破坏。他向张国焘担保，认为这顶多属于工作作风问题，应当教育处理。
周希汉再次获救。
1933年8月，周希汉调任红九军作战科长，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后来，他因多领烟叶被撤职，改任政治部油印科长。徐向前检查部队时得知此事，认为处罚过重，便将他调往红三十一军继续担任作战科长。
此后，周希汉的军事才能逐渐显露。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太岳军区任职，成为陈赓麾下的重要干部。因身材瘦削，他与陈赓、王新亭并称三八六旅的“瘸子、瞎子、瘦子”。
解放战争中，周希汉历任纵队和军级指挥员，参加同蒲、临汾、晋东南、洛阳、豫东、淮海、渡江及解放大西南等战役。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1982年，周希汉谈及往事时说：“每一次遭难，都是徐向前同志救了我的命。”这句话背后，不只是一次河滩上的解围，还包括肃反审查、刑讯逼供和撤职处分中的多次保护。
在那段复杂而严酷的岁月里，徐向前也曾出面保护陈锡联等干部。对周希汉而言，徐向前既是识才的上级，也是几次在生死关头替他承担压力的人。直到晚年，他仍把这段经历记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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