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一封由高敬亭之女凤英写给毛泽东的申诉信，重新打开了尘封多年的案件。信中没有过多铺陈，只请求查清父亲被处决的经过，并给出一个公正结论。毛泽东阅信后批示：“我意此案处理不当。”这句话，改变了高敬亭身后几十年的评价。

高敬亭1907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岁左右失去母亲，后来进过几年私塾，因家境困难中途辍学。回乡务农后，他仍想办法找书读。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传入鄂豫皖地区，他受到共产党员梅光荣等人的影响，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高敬亭积极参加地方斗争，也因此被反动势力盯上。1928年春，敌人到他家抓捕未果，便以搜出“反动传单”为借口，将他的父亲抓走杀害。家破人亡之后，高敬亭离开家乡，拿起武器。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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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使他声名远播的，是鄂豫皖根据地最艰难的那段岁月。1934年11月，红25军主力离开根据地长征，高敬亭因熟悉大别山地形、富有游击战经验，被留下坚持斗争。敌军重兵压境，部队分散，联络中断，局面极其危险。

高敬亭没有选择硬拼，而是整合各路武装，依托山地和群众保存力量。1935年2月，红28军重新组建，他担任军政治委员。此后三年，红28军在鄂豫皖坚持游击战争，多次突破围剿。部队不仅活了下来，还保留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人后来活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有意思的是，高敬亭的功绩与他的缺点，恰恰来自同一段经历。长期远离中央，党政军事务集中于一身，使他形成了很强的个人作风。处理问题时简单粗暴，缺少集体讨论；肃反扩大化造成的错误，也在干部和战士中留下了伤痕。

1937年，郑位三、萧望东奉命到红28军工作，传达中央关于纠正肃反错误的意见。高敬亭对人员安排和工作方式颇为不满。一次在武汉开会期间，他甚至因住宿安排问题连续睡在走廊。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却反映出双方关系已经相当紧张。

矛盾并未停留在口角上。1938年6月，高敬亭因怀疑译电员向外报告情况，闯入住处将其殴打。延安来的干部担心旧式肃反手段重演，有人离开部队。与此同时，高敬亭对新四军军部的指示也多有抵触，部队东进问题由此不断激化。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确定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方针。高敬亭起初不愿东进，后来虽接受安排，却在部队行动后要求停止前进。1939年初，他又擅自收编地方武装，使部队迅速扩大到一万多人。项英多次要求约束这一做法，双方积累的不满终于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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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垮局面的，是“杨曹事件”。杨某、曹某曾是高敬亭提拔的干部，因战斗缴获物资分配问题受到怀疑。事情处理不及时，两人后来带人叛逃，造成恶劣影响。军中批评由此集中指向高敬亭，过去的肃反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和不服从指挥问题，被放在了一起追究。

审查时，高敬亭承认自己在肃反和工作方法上有错误，却坚决反驳“反党”“破坏抗日”等指责。他曾说：“有错误可以查，有罪名不能硬加。”这类抗辩没有改变处理结果。1939年6月，高敬亭被处决，年仅32岁。

问题在于，这次处决并未严格等候中央答复。新四军军部事先并不完全知情，项英获悉消息后感到突然和震惊。叶挺虽任新四军军长，但当时并非中共党员，也没有独自决定处死高级中共干部的权限。因此，简单把责任归到叶挺身上，并不符合当时的组织关系。

究竟是谁下令，长期成为争议焦点。相关责任并非一句“某人下令”便能说清，既有地方处置越权，也有军政领导之间沟通失灵，还有对干部错误性质判断过重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邓子恢后来在新四军军部会议上检讨此事，明确说：“我有责任。”在当时普遍强调各自解释的环境下，这份承担尤其难得。

1943年，刘少奇曾问及此案：“如果当时不枪毙高敬亭，送到延安学习，好不好？”这句话说明，中央后来已认为高敬亭虽犯有严重错误，却并非不可教育，处死并不是唯一办法。

高敬亭死后，妻子史玉清受到牵连，被开除党籍并关押。获释后，她仍回到部队工作，把两个女儿寄养在群众家中。1942年，史玉清重新入党。1950年，她找回小女儿凤英时，大女儿已经早夭。

1975年，凤英向毛泽东申诉。中央随后重新审查，1977年作出结论：高敬亭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属于可以教育的干部，处死高敬亭是错误的，决定为其平反并恢复名誉。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骨灰安放仪式举行，李先念、徐向前、粟裕等送来花圈。那份迟到四十余年的结论，终于写进了正式的党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