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六年的时候，御史韩鼎上书给皇帝，上面的文字让人忍俊不禁——京城治安败坏到了什么地步？连抬轿的人都可以开设赌场了。
这并不是几个人躲在胡同里赌博这么简单，在奏章中韩鼎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这些人仗着自己是朝廷官员的身份，在京城开设赌场招揽八旗子弟前来赌博。八旗子弟又是怎样的人呢？他们是努尔哈赤带领下的后代子孙，享受着皇恩浩荡的特权阶层。如今他们不守本分，在赌场里胡乱输钱，甚至连自己的衣服都被押作了抵押品。
嘉庆看到奏折之后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于是他就下诏命令户部左侍郎英和、步军统领禄康在全城范围内进行搜查，并且特别强调不管涉及到哪个人都要彻查到底。嘉庆的话很重，但是后来的事情比这还要严重——嘉庆自己手下的兵部尚书明亮也在赌局名单上。
明亮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乾隆年间跟随阿桂平定金川、镇压白莲教，是个有功名的人。按照常理来说，这样的老人犯了错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但是明亮却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提前把轿夫们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让别人逃走了。
嘉庆抓住了这个把柄，在朝廷上当着大家的面指责明亮说：你不就是说自己的左耳是被爆竹震聋的吗？平时我和你说的话你都听不懂，可是密诏的内容你倒是一清二楚？明亮当场说不出话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三十多岁的皇帝面前揭穿了自己的谎言，那种羞辱感可想而知。
更加离奇的是步军统领禄康，他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京城治安最高长官，也就是首都卫戍军队的指挥官。禄康手下的一名轿夫叫徐四，在京城开设赌场已经两年了，并且和步军统领衙门里的十几名官员勾结在一起，赌场规模很大，每次抽水都要几百两银子起价。
嘉庆翻开账簿一看，顿时怒不可遏。轿夫徐四两年所赚的钱比禄康这样的步军统领一年的薪水还要多。而且在查处赌博案件的官员中，也有不少人参与了赌博并从中获利。
案件越查越多，最后发现有十几场赌局，参与其中的人一个个都很厉害：大学士庆桂、尚书恭阿拉、贝勒丹巴多尔济、总兵本智……把这些人的名字说出来，每一个都是朝廷的大臣或者是皇室的成员。
嘉庆的做法也很严厉，把明亮从很多职位上撤下来，并且剥夺了他所有的荣誉，禄康也被取消了编制，全国范围内通缉轿夫们，抓到之后全部流放到边疆去。但是嘉庆在圣旨中又加了一句：贤人是不会犯错的，无能的人也不会改正。
把这句话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好人的错误是不能发生的，坏人的改正也是不可能的。听上去像是在指责涉案官员一样，其实嘉庆自己也有无力的感觉。他认为问题并不是通过查处几个赌博案件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从人心上着手。
嘉庆的话果然没错，禁赌运动才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京城就出现了推牌九赌博的现象，而且还有皇室成员在皇帝召见大臣训话的时候去城外赌博，这是何等的羞辱啊！
嘉庆并不是不想做事，而是因为乾隆留下的烂摊子让他无从下手：国家财政困难，官场风气败坏，八旗衰败，白莲教余孽未除。嘉庆查办和珅、禁止赌博、整顿旗务，每一项都是一次深刻的改革。但是整个制度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
负责抓赌的步军统领手下轿夫也是赌头，兵部尚书的轿夫涉赌，尚书提前通风报信，皇室宗亲、朝廷重臣、京城卫戍官员都和赌局有关联，并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统治阶层的问题。
嘉庆所处的时代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在第一幕第五场中写道：时代已经脱离了轨道，啊！可恶的命运，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去纠正它呢？嘉庆与哈姆雷特相隔了几百年、上万公里之遥，但是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你明明知道问题所在，但是又无法改变现状。
我认为嘉庆最可悲的地方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的能力很强。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就是不管用。查一批官员，过两年就会出现新的一批；禁止一次赌博，两年之后又会重新兴起。
这并不是因为乾隆皇帝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由于整个时代的弊端所造成的。乾隆皇帝留下的种种弊端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之中了。八旗军人不思进取、官僚腐败盛行、制度漏洞百出，并不是更换一个新的皇帝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嘉庆皇帝在位长达25年之久，一直和这套制度作对。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嘉庆去世的时候，清朝所面临的问题要比他上任之初更加严峻，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尽力去改变它，而是因为历史的大势已经走上了下坡路，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乾坤的。
因此说嘉庆虽然很聪明但是无能，倒是很恰当的，他能看透一切，但是又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样的无力感要比昏君更加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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