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奉天城内局势骤紧，郭松龄率部在滦州一带宣布反奉，张作霖面对的已不只是一次兵变，而是奉系内部不同力量的一次正面冲撞。
这场风波之所以震动北洋政局，原因并不单在郭松龄手握重兵，更在于奉系本来就不是一支由同一系统培养出来的军队。它的核心成员，有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有陆军大学系统的军事人才，也有从直系、皖系等阵营转投而来的实力派。
后人常把奉系内部概括为三股力量：士官派、大学派和外来派。这样的划分并非奉系正式设置的组织名称，却能较清楚地说明各自的出身、用兵方式与政治主张。
士官派的代表人物，是杨宇霆。
杨宇霆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日本近代军制影响较深，重视参谋制度、军事训练和后勤组织。他长期担任张作霖的重要幕僚，在奉军扩编、军政规划以及东北铁路和兵工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张作霖称他为“小诸葛”，并不是单纯欣赏他的聪明，而是因为杨宇霆善于处理具体军政事务。军队怎么编制，粮饷如何筹集，武器怎样配备，部队如何调动，这些繁琐而关键的工作，往往都要经过他的筹划。
不过，杨宇霆的长处也带有明显局限。他更相信制度、军队和地盘的积累，主张先稳住东北，再寻找向关内发展的机会。对奉系来说，这是一条稳妥路线；对急于改变北洋格局的少壮军人而言，却显得过于谨慎。
大学派的核心人物，则是郭松龄。
郭松龄毕业于陆军大学，后来担任奉军军官学校教官，并参与训练张学良等人。他熟悉近代军事理论，强调军队指挥统一、作战计划完整，也比较重视军队的纪律和政治方向。
郭松龄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张学良曾把他视为老师和重要助手，两人在军事问题上有过许多共同意见。郭松龄认为，奉系既然拥有东北的资源和兵力，就不应长期偏安一隅，应当抓住时机进入关内，争夺北京及华北的政治主动权。
有一次，郭松龄曾对张学良说：“军队不能只守着地盘，总要有自己的目标。”这句话未必是原话，却能反映当时少壮派军官的普遍心态：他们不愿只做张作霖的私人武装，也希望借战争重建国家秩序。
1925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郭松龄与张作霖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11月，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反奉，部队一度逼近山海关，形势对张作霖极为不利。张学良夹在父亲与老师之间，最终选择站在张作霖一边。
郭松龄兵败后，于1925年12月下旬在新民附近被捕，随后被处死。反奉失败，使大学派遭到重创，也让张学良与郭松龄之间的关系彻底断裂。奉系从此少了一支能够公开挑战老帅路线的力量。
第三股力量，通常被称作外来派，代表人物是张宗昌。
张宗昌并非奉系嫡系出身，早年在山东等地活动，曾先后依附不同军阀。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他率部转投张作霖，得到重用。张作霖看中的，是他能够迅速拉队伍、抢地盘，并且善于在复杂局面中保存实力。
张宗昌后来控制山东，成为奉系在关内的重要支点。他的部队成分复杂，军纪和装备参差不齐，用兵风格也与杨宇霆、郭松龄不同。杨宇霆依赖制度和参谋，郭松龄重视战术与训练，张宗昌则更看重现实利益和个人控制力。
有人讥讽他“不知兵、不知饷、不知将”，于是有了“三不知将军”的外号。这个称呼带有明显贬意，却也说明他不是凭军事理论立足，而是凭借招兵、扩张和周旋各方的本领，在军阀混战中站稳了脚跟。
这三股力量之间，并非始终彼此对立。张作霖在世时，能够用任职、地盘和军饷调节各方关系。杨宇霆负责军政，郭松龄掌握部分精锐部队，张宗昌则在山东替奉系经营关内阵地。只要最高权力仍然牢牢掌握在张作霖手中，内部矛盾就不至于立即爆发。
但这种平衡依靠的是个人权威，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郭松龄反奉，正是奉系内部权力、路线与私人关系同时失控的结果。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专列经过沈阳皇姑屯时遭日本关东军预谋炸袭，因伤重去世。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接掌东北政局，却没有完全继承父亲那套驾驭各派的手段。
杨宇霆虽然仍有影响力，却与张学良在东北政务和对外政策上多有分歧。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常荫槐在沈阳被张学良下令处死，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杨常事件”。
张宗昌在奉系失去东北根基后，势力很快衰落。至于郭松龄，他本人早在1925年兵败后身亡，大学派也随之瓦解，部分人员后来被整编进东北军，另一些则退出了政治中心。
所以，若问奉系三大派系的掌门人，通常可以回答：士官派是杨宇霆，大学派是郭松龄，外来派是张宗昌。只是这三个“掌门人”并不处在同一层级，他们分别代表军政幕僚、军事教育系统和地方实力派，真正统合三方的始终是张作霖。一分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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