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二零二零年人口普查报告，在五岁及以上的华裔居民中，把英语作为家庭主要沟通语言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七点六。
而在十年前的二零一零年，这个数字还是百分之三十二点六。短短十年时间，在家里主要讲英语的华人家庭比例就上升了整整十五个百分点。
与此相对应的是，把华语也就是普通话作为家庭主要用语的华人比例，从二零一零年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七，下降到了二零二零年的百分之四十点二。
如果把统计范围进一步缩小到年轻群体，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在五岁到十四岁的华人学童当中，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人在家里只和父母讲英语。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语言结构经历了两次非常大的转变。
第一次转变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新加坡开展了讲华语运动，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等南方方言的使用率被大幅度压低。
当时政策的原本目标是用华语来统一各个方言群体的语言，但事实的发展是，方言在家庭中消失之后，填补空白的并不是华语，而是英语。
祖父辈讲方言，父辈讲华语和英语，到了孙辈这一代，就变成了只会讲纯粹的英语。
出现这种语言结构的变化，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偶然现象，而是新加坡建国之后一系列实用主义政策选择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件事情需要从一九六五年新加坡建国时面临的生存环境说起。
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国土面积狭小，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国内人口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多个不同族群组成。当时的新加坡政府做出了两个非常关键的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为了避免族群之间的语言争端，选择中立的英语作为国家的行政、法律和工作语言。
第二个决定是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全面融入西方跨国公司的产业链，而英语正是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最通用的交流工具。
基于这两个现实考量，新加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建立双语教育制度。
在具体的社会分配机制中，个人的收入水平、职业发展与英语能力直接挂钩。在政府部门工作、进入跨国企业任职、从事法律和金融行业，都需要极高的英语流利度。
相比之下，传统的华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处于明显劣势，薪资水平普遍低于英校毕业生。
一九八七年，新加坡正式统一了全国的学校源流，所有中小学全部改用英语作为统一的教学媒介语。
自二零一三年起，中国就已经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在国际贸易、航运物流、跨境金融和专业服务领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连接中国市场与东南亚市场。
许多欧美跨国公司把亚太地区总部设在新加坡，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统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业务。大批中国科技企业和出海投资机构也纷纷在新加坡设立区域中心。
面对这种人才供给的短缺，新加坡官方和社会各界开始调整策略。
在民间层面，功利性的考量再次推动了家庭选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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