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北京冬天，丁盛住在一间临时租来的房子里。那时的他已年近八旬，身边没有工作人员，许多事情都得亲自张罗。房间不大，炉火要自己生，米面油盐也要自己买。来北京不是走亲访友，而是为个人待遇问题奔走。
这位曾经担任过大军区领导职务的将领，晚年生活并不宽裕。按照有关回忆材料，丁盛在1977年离开原有工作岗位，1982年被安置到南昌生活，后来又因子女在南京，前往南京与妻子一起居住。
难处很快显现出来。
当时生活物资供应仍带有明显的计划色彩，粮票、油票、布票等票证与供给关系密切相关。丁盛的供给关系在南昌，人在南京后，许多票证和生活供应不能直接转过来，只能依靠妻儿的份额。住房条件一般，生活费也有限，日子只能精打细算。
据相关回忆，1982年他的生活费为每月150元，1985年后调整到200元。这个数额放在当时并非毫无用处，却很难支撑一个老人长期租房、吃饭、看病以及往返办事的全部开销。特别是后来到了广东，生活成本比内地小城更高，钱更显得不够用。
1987年以后，丁盛让学医的女儿到深圳谋生，其他子女则在广州发展。到1989年前后，几个孩子逐渐站稳脚跟，他和老伴也离开南京，前往广东生活。子女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却不意味着老人就此没有负担。相反，住房、医疗和日常开销，仍然时时牵动着一家人。
1990年，他来到北京，先后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过去的一些问题能够得到处理。接待和答复需要程序，材料也需要核实，不可能当场解决。对丁盛而言，这趟北京之行注定不是几天就能结束的事情。
为了节省开支，他没有长期住在招待所，而是租住民房，自己开火做饭。房租、煤火、粮油和交通费用样样都要钱。每月只有两百元左右生活费，扣除这些支出后，所剩并不多。有人回忆，他当时的生活状态很紧，连最普通的日用品都要反复盘算。
消息传开后，北京的老战友陆续来看望他。这些人中，有过去的部下，也有曾在身边工作过的干部、翻译员和秘书。身份不同，级别各异，但都与丁盛有过并肩工作的经历。
他们能做的并不是替他处理政治问题，而是先把眼前的生活困难接过去。鸡蛋、食用油、大米、面粉和肉，能带什么就带什么。有些东西不值多少钱，却正是租房生活最缺的物资。一位老部下劝他安心住下，另一位则把带来的粮油放进厨房，连客套话都没有多说。
这类帮助并非来自富裕家庭。许多老战友已经退休，工资不高，生活同样需要精打细算。有人是团级以下干部，有人早已离开重要岗位，但他们仍愿意从家里拿出一部分东西。政治上帮不上忙，生活上总能尽一份力，这种分寸他们分得很清楚。
北京的事情告一段落后，丁盛应邀前往天津。天津是他早年参加解放战争时战斗过的地方，那里留下了不少熟悉的面孔。得知他从广东北上，没有带足御寒衣物，老战友们送来了棉衣、毛衣和其他冬装。
有人拿出十元，有人拿出八元，也有人拿出五元，几个人凑在一起，交到他手中。钱不多，却不是随手施舍。那个年代，退休人员的收入普遍有限，几元钱也要从日常开支中挤出来。丁盛在天津住了二十多天，走访了不少旧部，许多接待他的家庭并不宽裕。
“别嫌少，大家都是这个心意。”
类似的话，他听到过不止一次。有人相信，他并非传闻中那样不堪，也有人只是记得当年在部队共事的情分。无论缘由如何，物资和现金确实一批批送到了他的住处。
离开天津后，他又到广州、深圳。此后几年，武汉、信阳、南京、济南等地也有老战友邀请他前往。一次在济南，住处的消息传开后，前来探望的人有一百多位，其中不少并不认识丁盛本人，却属于他曾经带过的部队系统。
晚年生活的另一重压力，是疾病。丁盛年事已高，医疗、住房等方面需要组织按规定解决。九十年代初，他在济南住院，医疗费用达到5000元。对普通退休家庭来说，这不是一笔轻松的支出，子女也难以独自承担。有关费用最终依靠组织渠道处理，才没有成为家庭无法承受的负担。
子女的发展，是他晚年少有的宽慰。尽管家庭曾受到各种影响，几个孩子仍靠自己的努力工作生活，也承担起照料父母的责任。只是子女有子女的压力，老战友有老战友的能力边界，许多现实问题不能只靠亲情解决。
因此，丁盛晚年的奔波并不只是一次北京之行，而是一段长期寻找落脚处的生活经历。北京有人送米面，天津有人送棉衣，济南有人轮流探望，医院账单则由组织按规定办理。那些零碎的物资、几元几元凑起的钱，记录下的不是一场正式仪式，而是许多普通人对旧日上下级关系和战友情分的实际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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