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寿张王伦起事，消息传到京城时，朝廷上下颇为意外。山东多年没有明显灾荒，地方官也未报严重民变，谁也没想到一场叛乱会突然发生。礼亲王永恩听闻后，却没有急着议论兵力，而是盯住了叛军行军方向。
王伦没有迅速向西攻取大名，也没有直奔京师，反而率众南下淮扬，试图依靠城池周旋。永恩对军机大臣舒赫德说：“不走大名，反而南下淮扬，这是自取败亡。”不到一个月，清军便将王伦击败。这番判断传开后，京城王公私下称他为“神算王爷”。
这个称呼并非说永恩真能推演天机，而是说他善于从地势、军情和人心判断成败。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陕甘回民起事，清军久攻不下，朝廷改派阿桂主持军务。阿桂出发前曾到礼亲王府辞行，永恩提醒道，西北作战不能只靠强攻，应设法控制水源，使据守者无法长期坚持。
这条建议是否完全按照原样执行，史料记载并不十分一致，但清军后来确实采取了围困、断粮和控制水道等办法，战事很快出现转机。永恩由此得到的声名，靠的不是一句玄妙预言，而是多年积累的判断力。
他出生于雍正五年（1727年），比乾隆小约十六岁，是乾隆皇帝的侄儿。雍正十二年（1734年），年仅七岁的永恩被封为多罗贝勒。乾隆十八年（1753年），康亲王爵位传承出现变化，他承袭王爵，开始进入清代宗室上层。
清初的“铁帽子王”并非每一代都固定使用同一个封号。礼亲王一系原出自代善，顺治年间曾改称巽亲王、康亲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整顿宗室封爵，恢复开国王爵旧称，并规定部分爵位世袭罔替，永恩也由康亲王改封礼亲王。
这项变化看似只是名号调整，背后却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康熙晚年皇子争储，雍正朝又经历宗室势力重新整合，乾隆即位后，对皇族参与政务始终保持警惕。亲王可以享受尊荣，却很难像明代藩王那样拥有独立的政治空间。永恩有才，却正好处在这种制度环境中。
乾隆曾评价他“性刚直，谈泊勤俭，出入有恒”。这几句话分量不轻。永恩在礼亲王府生活多年，接触过许多重臣，却没有刻意经营一张趋炎附势的关系网。他与刘统勋、裘曰修、曹文埴等人交往较深，尤其敬重刘统勋的操守。
他的儿子昭梿后来在笔记中写道，父亲训诫自己时，常拿刘统勋作为榜样。对一个宗室子弟来说，这种教育并不寻常。永恩看重的不是官位高低，而是能否守住原则。也正因为如此，他与和珅的关系始终冷淡。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和珅曾带着礼物到礼亲王府，试图为儿女婚事牵线。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已经迎娶乾隆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和皇室关系极深，他自然希望再与宗室结亲。永恩却没有顺势接纳，反而当面斥责和珅出身低微，不应借姻亲攀附宗室。
这场冲突很快传到乾隆耳中。永恩随后被免去宗人府相关差事。细节在不同记载中略有差异，但他因触怒和珅而受到牵连，基本可以确定。对一位长期身居王爵的宗室而言，这种处理已经说明，他并非没有代价意识，只是不愿为了保全职位改变态度。
永恩的才能，还表现在文学与鉴赏方面。他留下《益斋集》《读画辑略》《诚正堂稿》等著述，涉及诗文、书画品评和家训。清代宗室中不乏善书能诗者，但永恩并非只把文艺当作消遣，他在作品中谈学问，也谈修身和治事，留下了较完整的精神面貌。
至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前后开始的征缅战争，永恩同样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清军多次深入缅甸，长期受制于山林、雨季、道路和粮运，八旗骑射优势难以展开。永恩认为火攻或许能够打破僵局，但缅甸当地气候、风向和地形并不配合，办法虽有道理，实施起来却极困难。
这场战争持续数年，耗费巨大，最终并非靠一场决定性会战解决，而是通过谈判收束。永恩能够看出清军传统战法与西南地理之间的冲突，却无法进入前线主持全局，这正是他的处境：见识不低，权力却有限。
嘉庆十年（1805年），永恩去世。按清代虚岁计算，他享年七十九岁；自承袭王爵至离世，前后约五十二年。礼亲王的名号延续了下来，而永恩这个人，却长期被代善、杰书等开国名王的光芒遮住。他没有率军开疆，也没有主持中枢，许多判断只能停留在府邸与朝议之间。这样的宗室王爷，确实有才，只是清代盛世的制度，并没有给他留下施展才略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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