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河北某农场，莫文骅面对一份每天只有几角钱的伙食标准，仍把书本和日记放在身边。对这位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将领来说，农场并不是普通的劳动场所，而是他被隔离审查、失去工作后的又一个困境。
事情要从1967年说起。那年，莫文骅因胆囊炎住院手术，回家休养。身体刚有些好转，准备恢复工作时，突然有人闯入家中，将他带走，关进政治学院的一间房子里。
当晚，审查便开始了。
他被扣上“三华反三军”、反修分子等帽子，随后遭到批斗和审讯。那些日子里，罪名不断变化，问题材料一份接一份，仿佛只要不能按照要求“交代”，就说明态度有问题。
莫文骅曾被要求写出长篇揭发材料。他前后写了三万多字，但审查者并不满意。面对一再追问，他只能说：“没有的事情，编不出来。”
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是当时极其危险的回答。因为在那种环境中，材料是否真实往往不是唯一标准，能不能写出符合审查者期待的内容，反而成了新的压力来源。
他的身体本就没有完全恢复。长期批斗、站立和精神紧张，使他出现全身浮肿、血压升高等症状。写字时头晕目眩，连最普通的工作都变得困难。
更严重的是，他逐渐失去了与家人的正常联系。起初是不准回家，后来又不准家人探望。住所、行动、谈话，都受到管制。一个原本承担家庭责任的父亲，突然从孩子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1969年，经过两年监护，莫文骅被送往河北农场劳动。那里住房简陋，伙食也很差，每月生活费只有9元。每天能够分到的钱，甚至不足以保证基本营养。
与他同时受到监护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过，当时每天四角钱的伙食标准，也只是勉强维持生命。莫文骅的标准还要低一些，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劳动强度不轻，身体又有病，换作一般人，很难长期坚持。莫文骅没有把全部精力耗在抱怨上，而是给自己留下了几件能做的事情：读书、学英语、写日记。
这并不能改变处境，却让他保留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八年间，他写下数万字日记，记录身体状况、劳动生活，也记下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个被隔离者的所见所闻。
受牵连的并不只有他。
莫文骅的妻子在大学政治教研室任副主任，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当权派”，但仍受到丈夫问题影响，被安排到安徽农场。夫妻两地分离，家中的几个孩子也各自承受压力。
大儿子被单位当作“五一六”分子，送进牛棚；二儿子去了内蒙古插队；大女儿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二女儿留在北京做工；小女儿还在读中学。
孩子们的遭遇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父母不在身边。
小女儿当时仍未成年，留在北京读书，生活和精神上都需要照顾，却只能尽量自己解决困难。家里发生的变化，她未必都能完全理解，但那种长期缺少父母陪伴的处境，显然不是一句“坚强起来”就能消除的。
1974年，随着莫文骅和妻子的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家庭才开始重新拼合。妻子从安徽农场回到北京，大儿子摘掉帽子并被安排工作；二儿子仍在内蒙古，后来通过自学考上大学；大女儿回京后，被推荐进入大学学习。
几个孩子的道路，终于出现了转机。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家庭内部又发生了意外。按照当时的征兵条件，二女儿和小女儿都符合要求，也都想参军。小女儿最终获准入伍，二女儿却因为所在单位不同意，没能走成。
送行那天，家人一起为小女儿送行。对小女儿来说，这是人生道路的一次改变；对二女儿来说，却可能是一次强烈的心理冲击。此后，她的精神状态明显恶化，后来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需要说明的是，疾病成因十分复杂，不能简单认定为一次送行直接造成。但在那个家庭刚刚经历多年冲击、亲人长期分离的背景下，这件事无疑成为二女儿难以承受的刺激。家人后来四处求医，遗憾的是，受当时医疗条件限制，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治愈。
莫文骅本人也没有停留在个人遭遇上。1975年，在整顿军队和各项工作的背景下，他重新获得任用，被安排担任装甲兵政治委员，重新回到熟悉的岗位。
失去的八年无法追回，家庭留下的伤痕也不可能凭一纸任命立刻消失。对莫文骅而言，能够做的只有重新投入工作，把多年积压的经验和精力用在部队建设上。那本在农场写下的日记，也因此保存了一段并不容易被看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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