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喝酒。酒杯在饭桌上，多是给家里老人摆的。父亲那一辈人讲起过去，总绕不开粮票。他说那年月，酒要凭票买，一个人一个月就那么二两，比过节还金贵。我小时候听不明白：酒是粮食做的，粮食又不够吃，咋还造酒呢？后来才慢慢知道，就为这“粮食”俩字，国家操了三千年的心。
这账要从大禹算起。书上记着，仪狄造了酒献给禹，禹喝了一口，觉得香。可他尝过这口酒，反倒把仪狄疏远了，连酒也禁了，说：后世必有因酒亡国的人。这话像句谶语，真就应在商纣身上。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喝着喝着，国没了。
周朝人怕走老路。周公作《酒诰》，讲得明白：祭祀可以饮，敬老可以饮，别的时候，不许聚在一起滥喝。谁要聚众喝，抓住，押回都城，杀。六百七十二个字，杀气腾腾。可细想想，周人禁的不是酒，是没个节制。这个分寸，后来几千年，朝廷一直没拿捏好。
到了汉朝，禁酒的理由换了，不再提亡国，只说粮食。文帝时遇大旱，下诏说造酒太耗粮食，不许再卖。景帝逢旱，也照例禁。灾年禁酒，成了老规矩。武帝更绝——干脆把卖酒的生意收归官府，叫“榷酒”。想喝？行，多掏钱，钱归国库。禁是堵，榷是收，说到底，盯着的都是酒坛子底下那点粮食。
要说禁得最较真的，还是乾隆。即位头一年，方苞上奏：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五省，一年造酒，耗掉的粮食按千万石算。那地方本就缺水少地，一遇荒年，粮食运都运不进，哪经得起这么造？乾隆一听，下令不管丰年荒年，一律不许烧锅酿酒，连用柿子、葡萄酿的都不行，还要禁种烟，腾出地来种粮。令一下，底下全乱。刑部尚书孙嘉淦跳出来抗辩：烧酒用粗粮，黄酒用细粮，禁了烧酒，粗粮卖给谁？存又存不住。再说你禁你的，老百姓该喝还喝，不过把明面上的买卖赶到暗处。这话说到根上了。私烧的小作坊遍地都是，官府一边抓人一边收税，忙得团团转，最后没法子，只好改叫“寓禁于征”——不硬禁了，把税加得重重的，想喝，拿钱来。这一场折腾，前后一百六十多年，到头来还是国库一紧，先把它废了。
真正把“省粮食”做到极致的，是我父亲那一辈。统购统销之后，粮食全进了国家的大账本，酒就跟着凭证供应。一九五五年，人均一年就五百来斤粮食，一天合下来一斤半，刚够糊口。酿一斤酒，要三斤多粮。这笔账，国家算得比谁都清楚，于是有了酒票。最困难那三年，全国的酒厂几乎都停了工，只留茅台少数几家，那是为出口换外汇。地方上还有文件，话讲得直白：别的白酒，不许跟茅台抢红粮。紧着的那点粮食，先紧着那瓶能换钱回来的酒。父亲讲起这段，常叹气，说那年月，酒是稀罕物。
三千年下来，禁酒的名目换了好几茬：怕亡国，怕耗粮，怕惹事。说到底就一句话——酒是粮食变的，粮食是命根子，谁也绕不过去。如今倒过来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白酒产量反倒一年年往下掉，国家不再琢磨怎么禁酒，改成琢磨怎么保住那几片酿酒的好高粱，还专门发了文件，要扶持酿酒这行当。从“禁”到“扶”，整个掉了个个儿。我常想，是世道好了，粮食厚实了，酒杯才端得稳。可老一辈那句“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到什么时候，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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