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5月，安徽寿州城外，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带着突围后的残部抵达此地。他没有想到，前来迎接自己的并非援军，而是一张早已布置好的罗网。
这时的陈玉成，年仅二十六岁。十多年前，他还是金田起义队伍中的少年，跟随叔父陈承瑢进入战场。太平军一路北上、东进，他也从普通士卒逐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
陈玉成真正崭露头角，是在攻取武昌的战事中。年轻、果断、敢于冒险，是他留给部下的鲜明印象。此后，他驰骋湖北、安徽、江南，多次击败清军，逐渐成为太平天国后期最具冲击力的军事人物之一。
他的打法很有特点。善于捕捉战机，敢于以少击多，也敢在敌军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兵。1858年三河之战，他率部击破湘军李续宾部，清军精锐遭到重创。那一战之后，陈玉成的声望达到高峰，清军将领也不得不承认此人难以对付。
有意思的是，陈玉成并不是一开始就掌握重兵。他曾负责过军需和后勤，后来主动要求领兵作战。对一个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的年轻将领而言，后勤岗位或许稳妥，却无法满足他建立战功的 ambition。武昌战事给了他机会，也把他推上了太平天国的核心战场。
然而，军事才能并不能弥补整个政权的结构性困局。太平天国后期，天京内部矛盾加剧，各地将领之间缺乏有效协同，兵力虽多，却常常各守一方。陈玉成越能打，越容易被推到最危险的位置。
安庆保卫战正是这种困局的集中爆发。1860年以后，安庆成为天京西面的重要屏障。陈玉成深知安庆不能失，洪仁玕也主张积极救援。可是，太平军各部行动迟缓，援军不能形成合力，湘军则逐步完成包围。
1861年9月5日，安庆失守。城破之后，陈玉成受到革爵留任的处分，洪仁玕也被牵连。这样的处理，使陈玉成既要承担战败责任，又得不到足够兵力补充。更棘手的是，坐拥江南大片地盘的李秀成并未受到同等程度的惩处，内部失衡由此更加明显。
陈玉成退守庐州后，曾对部下说：“坐困庐州，愚忠于国。”这句话未必只是牢骚，更像是他对处境的判断。安庆失守，意味着皖北战局骤然恶化；庐州一旦被围，他便很难再获得稳定的粮道和援军。
他没有坐等败亡，而是策划向西北突进。1861年冬，太平军分路出兵，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军进入河南方向，马融和等部准备联络捻军，苗沛霖则负责寿州一带。陈玉成的设想，是先离开被动战场，经营豫陕，扩充兵力，再回头收复安徽失地。
计划听起来有章法，现实却比纸面残酷。湘军很快分路逼近庐州，多隆阿所部也在其中。陈玉成派出的远征军已经离城，留守兵力不足，只能依靠城防苦撑。庐州被围数月，援军迟迟没有出现，信使又不断被截获，城内外几乎失去联系。
曾有陈坤书、洪春元等部试图来援，却被阻在和州一线。陈玉成等来的不是解围大军，而是越来越紧的包围圈。庐州城中的粮饷、兵力和士气都在消耗，昔日那个能够主动出击的英王，逐渐被逼成了困守孤城的主将。
就在此时，寿州苗沛霖派人送信，极力劝陈玉成前往寿州。信中把苗部兵力说得十分可观，还许诺双方联手可以重新打开局面。陈玉成的部将对此颇为警惕，有人劝道：“苗沛霖反复无常，不可轻信。”陈玉成却回答：“庐州已难久守，寿州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苗沛霖此前已经暗中向清军胜保输诚。他派人招揽陈玉成，并不是要真正合作，而是准备把这位太平军名将作为投降清廷的筹码。只是当时陈玉成很难再作选择：远方援军来不了，庐州守军又不足，继续留城几乎等于坐以待毙。
1862年5月13日，陈玉成率约四千人突围。两天后，他抵达寿州城外，随行兵力已经减少。苗沛霖没有亲自出面，只让侄儿苗景开迎接。这个细节本应引起警觉，但陈玉成看到曾与苗部联系的余安定在路旁迎候，疑虑暂时被压了下去。
他把大部分人马留在城外，自己带着陈仕荣、陈得隆等二十余名将领进入寿州。这样的安排，实际上使陈玉成与主力分离，也让他失去了最后的反抗空间。
数日后，苗景开换上清朝官服，转达苗沛霖招降之意。陈玉成拒绝投降，双方随即发生冲突，陈得隆战死，陈玉成等人因寡不敌众、力竭被擒。随后，他被移交清军胜保一方，最终于1862年5月在河南延津遇害。
从武昌成名，到三河建功，再到庐州困守、寿州受擒，陈玉成的失败并非一场战斗突然造成。安庆失守削弱了他的根基，内部处分消磨了他的判断空间，援军不至又迫使他押上一场风险极高的突围。昔日能在战场上掌握主动的英王，最后却只能在几条并不可靠的道路之间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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