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那个初夏的傍晚，太行山一带有个传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枪把骑着黑马的日本大队长连人带望远镜一起打翻在地。等民兵去打扫战场时，捡起那副望远镜一看，子弹正好从其中一个镜筒里穿堂而过，干脆利落，毫厘不差。
这个“神乎其技”的枪法，不是小说，也不是戏台子上的唱词，而是实打实发生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战斗故事。开枪的人，叫关二如，当时刚16岁。
很多年后，他的照片和那面写着“太行神枪手”的锦旗，被郑重地陈列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可如果往前倒三四年，你是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能让日本军官闻风色变的神枪手，第一次提着土枪学打靶的时候，身高还没枪长。
说白了，他不过是一个被仇恨和战火推上前线的乡下孩子。
要讲清楚这个人，绕不过去的，是他那段几乎让人喘不上气的成长过程——既不浪漫，也不传奇，就是硬生生被时代磨出来的。
关二如真正“上路”，是从哥哥的尸体开始的。
那是1940年秋天，太行山一带已经被日军“三光政策”折腾得快变了样：烧光、抢光、杀光，村子被一遍遍“扫荡”，人被一拨拨抓走，活路一点点被堵死。日军进山，烧房、抓人、吊打，几乎没有哪个村没见过血。
关二如的哥哥就死在这一年。
日本兵闯进村子，抓壮丁、逼供情报，抓住人就是毒打、用刑，活活折磨。他哥哥硬扛着不说，结果被折磨得血肉模糊。等日本兵走了，家里人才敢去认尸。那一刻，13岁的关二如跟父亲一起抬回哥哥的遗体，那具身体已经看不出原样。
他后来回忆过那种感觉：不是悲痛到嚎啕大哭，而是整个人像被掏空，只剩一个念头——不报仇，这日子没法活。
那会儿的太行山，不少人都是这么被逼上路的。你说革命理想也好、民族大义也罢，对很多山里人来说，起初都没有那么玄乎，就是一句话：仇要报下去，人得活下去。
从抬尸那天起，关二如就打定主意——非得弄把枪，不然这口气咽不下。
问题是，他只有13岁。
当时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村里组织民兵，是要扛活、能打仗的青壮年。十三岁的孩子，说白了就是“半大孩儿”，连干重活都勉强，更别提上阵端枪。关二如找到村干部，非要入民兵队。干部看他瘦瘦小小，一句话就回绝了：太小。
但他不死心。
从那以后，村里民兵训练，他就跟着“蹭课”。八路军派来的班长教大家端枪、瞄准、卧倒、隐蔽，他就在一旁猫着腰看、悄悄学，一句不吭。但他不是凑热闹，他在记每一个动作。
家里很穷，更别提什么正经武器，他就自己想办法搞了一支土枪——那种打鸟用的，用火药加铁砂的老式家伙。枪土是土了点，但总算是个能响的“家伙”。
从那以后，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看得见，他都拿来练瞄准：麻雀、野鸡、山兔，统统成了他的“移动靶”。他发现自己手一用劲就抖，于是干脆天天托举砖头、石块，像练哑铃一样练臂力，让端枪的时候手能稳住。
练着练着，就出了名。
有一次，天上窜起一只老鹰，居然叼走了他家的一只鸡。换别人可能一阵大骂，也就认栽了。但关二如不一样，他抓起土枪，抬手就是一枪，老鹰没飞出多远，就被他一枪打翻。
鸡掉了下来，人也都愣住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半大小子，土枪还玩得这么准？
这一下，连村民兵队长都坐不住了：这孩子可以试试。
就这样，他终于被吸收进了民兵队。
真正给他命运“提档”的，是那支破枪。
那时”枪”是稀罕物。就连打了好几年仗的老民兵，有时都还在轮流用枪，更别说刚进队的小屁孩。后来队长从窑洞里挖出一支旧步枪：枪筒生锈，枪机卡死，拉都拉不开，大伙一看都摇头，说这破东西也就能当烧火棍用，用来打仗是想多了。
可队长看了看关二如，琢磨着：别人嫌这枪破，这小子大概不会嫌，就顺手发给了他。
别人拿着当累赘，他拿着当宝贝。
他回家问父亲怎么处理铁锈，又找老枪手打听怎么拆枪、擦枪、上油。父亲说，用油浸一宿再说。他就真抱着枪，找来油，整支枪泡了一夜。第二天拆出来，一点一点擦，一点一点抠锈，手指缝里全是黑泥。枪栓终于被他拉开，再重新组装好，队长给了他几发子弹试枪，“砰砰”两枪之后，枪声干脆清脆，他自己乐得晚上睡觉都抱着那支枪。
那支枪，后来成为“太行神枪手”的“成名武器”，但在一开始，它只是他和这个世界较劲的唯一本钱。
有了枪，还得会用。
这时候，问题来了：步枪和土枪完全不是一回事。射程远，后坐力大，还有标尺、瞄准基线、估距这些专业讲究。队长只是把八路军教官讲过的一些要领转述给他：什么“三点成一线”“先摸枪性能”，说是说了，细致指导却谈不上。
没有老师，他就开始自学。他白天黑夜端着枪练瞄准，眼睛对着准星、缺口一遍遍调整。刚开始一扣扳机，枪口一抖，准星就跑偏，老打歪。有些人看不惯他这么“玩命”，就挖苦：“人还没枪高呢，就想着学打枪？”
这种话传到他耳朵里，他也不接茬。对他来说，这不是爱好，是命。
过路的八路军看见他这么着了迷，有的就顺手点拨他几句：可以在枪管上挂砖头练稳定，端举的时候不要用猛力，要用匀力，瞄准的时候别急着扣扳机，先稳，再呼气，然后慢慢抠。
还有人教他怎么估算距离：看人身高配景物、看脚下地形、看子弹落点修正瞄准。那时没有系统训练，他就把零碎的经验一点一点攒起来，变成自己的“本事”。
他不光在平地练。下地干活，眼睛就盯着田里的秸秆，拿枪一根根地瞄；晚上回家，点上一根香，把香头当作准星落点，一遍遍练。别人觉得他有点“钻牛角尖”，他自己心里清楚，这是在给“报仇”攒筹码。
那年冬天，太行山冷得厉害，风一吹，脸都像刀刮一样。一天，民兵组织打靶训练，风大得吓人，大家打的靶子东一个西一个。有人说今天这风天打不准，算了。但关二如不服，他心里犯嘀咕：风到底会把子弹刮偏多少？刮到哪一边？
别人回家，他一个人悄悄爬上村头的摩风岭，拿着土枪对着靶做试验，一天、两天、三天，手冻得通红。他发现一个规律：风从哪边吹来，子弹就往风的方向偏；于是，他试着在瞄准时，把准星往迎风一侧挪一点。调来调去，他总算把心里有了数——大风天打靶，要提前修正瞄准点。
第二次民兵打靶时，他就告诉大家这个经验。民兵们照着试，果然准头一下子上去了。那以后，全村打枪都比以前准多了，他自己的枪法也被再度肯定——不是“蒙的”，是真有一套。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就这么被战火推着，硬生生练成一个“自学成才的射手”。
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是1943年的那场遭遇战。
那年5月，16岁的关二如已经是村里民兵里“最稳的那只枪”。这天，他跟着民兵在村北山梁上抢收小麦。战时收割粮食，本身就像在刀尖上跳舞——一边要抓紧时间往家里抢粮，一边又不能忘了防着日军的扫荡。
就在这时候，他远远看见东面洪水河滩那头有个黑点在蠕动，慢慢地，黑点拖长，变成一条“黑蛇”。他心里一紧：这不对劲。
他和队长立刻放下手里的活，沿着地势一路窜到中村，在高崖边的草丛里趴下，用眼睛死死盯着河滩那头。再一看，寒毛都竖起来了——那不是黑蛇，是一股日军，近五百人！
对方打着膏药旗，戴着钢盔，端着三八大盖，刺刀冷光闪闪。队伍前头，还骑着一匹黑色东洋马，马背上坐的是个军官，一手勒缰绳，一手举望远镜，往山上四处搜寻。
这可不是一般的“巡逻”，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队长知道情况危急，但人手有限，正面硬拼肯定吃亏。他当机立断，一边让民兵转移，一边对关二如说：你留在这，等机会，先打几枪迷惑他们，我去把人马调过来。
这话等于把最凶险的“第一枪”任务交给了他。
关二如脑子里闪过八路军教官教的一句话：“擒贼先擒王。”如果能先干掉敌人的指挥官，下面那一大片人一时半会儿就乱了。这时候，他不再是十三岁的弟弟，也不再是村里那个被人嘲讽的小孩，而是一个端着枪，决定谁先倒下的战斗员。
黑马上的军官是最醒目的目标。马高人坐，望远镜还在他脸上晃，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巨大“靶子”。但难就难在，对方在走，自己在山上，距离又远，风还有点大，一枪打出去，偏差可能就几十厘米。偏一点是吓人，偏多一点就白费子弹。
关二如静下来，稳稳地托住枪，缓缓吸了一口气，让自己不要去想那是个活生生的人，脑子里只有准星和目标。他瞄准了军官的上身，轻轻抠动扳机——
枪声“呯”地炸开，黑马猛地一抖，那个军官整个人往后一仰，脑袋开花，带着帽子朝一边倒下去，从马背上栽进河滩。那匹东洋马受惊，前蹄一扬，空鞍在半空晃了一下。
这一枪打得太干脆了。
河滩上的日军瞬间炸了锅，慌乱之下他们立刻趴倒分散，枪口对准山坡，疯狂扫射。可是山上草木丛生，地形复杂，他们根本看不清具体位置，只能乱打。
队长带着民兵从另一边赶来了，和关二如会合，利用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死死压住敌人。日军指挥系统刚刚被打断，暂时乱成一团，谁都不敢轻举妄动，躲在河滩上不敢轻易站起。
过了一阵，一个躲在大石头后面的日军军官伸出一面小“膏药旗”，一边挥一边喊着什么，示意下面的人按照他的指令行动。他不直接露头，只是时不时把旗探出来晃一晃。
民兵关星河先按捺不住，朝着旗子方向开了一枪，结果没打中，人缩回石头后面去了。过了一会，那军官又开始故伎重演——先伸旗，再探头看一眼，又闪回去，极其狡猾。
关二如没急着开枪，他在等待对方的“规律”。每一次军官伸头的位置、停留的高度、旗子晃动的节奏，他都牢牢记住，在心里默默修正瞄准点：别打旗，打头；别追动作，打他一露头时必经的那个点。
几次试探之后，他大概有了数：这人每次探头高度差不多，位置也基本没动过，只要提前把枪架好，就等着他自己撞到子弹上。
又一次，那颗脑袋刚露到石头上沿，旗杆刚晃动，他扣下扳机——子弹呼啸而过，那军官立刻从石头后面翻了出来，栽在乱石堆里，手中的小膏药旗也飞到一边。
河滩上一下子再没人敢站起来指挥了。
民兵们占着地势高、隐蔽好的优势，把下面的日军当“活靶子”一样点射，打一个就少一个。日军反应过来后，开始疯狂扫射山坡，还叫来了轻机枪、小炮，对着山头一顿猛轰。可是山上是他们不熟悉的地形，子弹大多打在树上、石头上，很难真正打到人。
枪声、爆炸声越来越密，已经惊动了附近的联防民兵和八路军某团，周围的队伍闻讯赶来，战斗瞬间升级，变成八路军和民兵多股力量合围打击敌人的一场歼灭战。
最后，日军伤亡惨重，尸体扔了一地，连收殓的机会都没有，只能仓皇溃逃。
战斗结束，民兵们下山打扫战场，拾起地上的武器、弹药，还有那副从黑马军官身上掉下来的望远镜。有人好奇对着镜筒一看，愣住了——子弹从一个镜筒里整整齐齐穿过去，前后两个镜片被打了个通堂透，就好像专门挑着那一小截打的一样。
当时俘虏供认，被一枪打下马的那个军官，是洪都炮台里出了名的凶残大队长，绰号“铁虎头”。这个人狡猾狠毒，经常带队“扫荡”，喜欢残杀百姓，老百姓一听他的名号就心惊胆战。谁也没想到，他会栽在一个十六岁民兵的枪口下。
这场战斗之后，“关二如”三个字随着战报很快传遍了太行山一带。
但他没有因此“飘起来”，第二天中午，刚被提拔为民兵小组长的他，就领着民兵继续出动侦察。
那天，他们往蟠龙方向摸过去，远远看见一片水光。再细看，河里居然有一群光着身子的日本兵在洗澡——那是驻扎在柳沟“驻剿”的坂本中队的一小股兵力，六个人，全身泡在齐腰深的水里，衣服、钢盔、武器都扔在河边。
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关二如当场压低声音：“好机会，趴下，打水鬼！”
他们利用河岸地形，匍匐接近，找好射击位置后，一口气打出一排子弹，水面上顿时翻起血花，四个日本兵当场栽倒，河水被染成一片红。剩下两个日本兵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扎进水里，一个劲儿往岸边游，爬上去也顾不上穿衣服，光着屁股往树林里狂奔。
民兵根本不给他们喘息机会，又是一阵枪响，两个光腚的身影抱着树干慢慢倒下。
类似的战例还有不少。一次，关二如和另一名民兵出去侦察，路过邻村的山坡，意外发现一棵大果树上蹲着八个日本兵，正摘桃子吃，吃得津津有味，还嘻嘻哈哈说着话。对山里人来说，那果树是过日子的东西，对侵略者来说，却成了玩物。
两人一看，心里那个气就上来了：我们被你们逼得吃糠咽菜，你们倒好，占着别人的树吃得这么舒服？真当这是你家园子？
两人简单商量了一下，找好掩蔽，一人选中一个目标，约好一声令下同时开枪。“砰”的一响，树上两个日本兵连同手里的桃子一起栽下来，落地不动，嘴里还噙着果肉。树上的其他人被吓到，当场崩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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