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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的最后一周,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家国内车灯行业的龙头企业,在7月29日刚刚向港交所二次递表、冲刺“A+H”双重上市之际,却因一场“批量劝退应届生”的风暴,把自己送上了热搜。

440名满怀憧憬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入职后,仅一个多月,其中的107人就被迫在“主动离职”与“调岗打螺丝”之间做出选择。

01

一封道歉信与一场信任崩塌

事件的起因并不复杂。

据多名当事学生反映,2025年秋招期间,星宇股份主要面向硕士群体招聘了约400名应届生。今年7月1日,这批新人正式报到,公司官方公众号曾连发推文,称他们是智能车灯业务的“后备人才”。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8月8日起,HR便开始分批找他们约谈。

谈话中,HR以“行业市场环境不佳”为由,给他们给出了两个选项:

一是当天签署离职协议,拿半个月薪资作为补偿;

二是不签字就调至一线流水线“打螺丝”,原本一个月的产线实习延长至三个月,薪资按普工标准重签。

据多名学生提供的录音显示,HR在劝退过程中还暗示:“常州有一个400多人的HR群,只有配合签字,后续背调才不会受到影响。”

在逼迫下,最终有约70%的人选择了签字离职。

事件经网络发酵后迅速引爆舆论。

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通报,认定星宇股份在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企业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

8月27日,星宇股份发布致歉信,承认“管理层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在具体执行中沟通生硬、方法简单,未顾及同学们的切身利益”。公司承诺向107名离职学生发放为期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如3个月内未实现就业,再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

道歉或许能平息一时的怒火,但信任的裂痕已经撕开。

随后舆论的矛头很快指向了这家企业背后的掌舵人——周晓萍,被外界称为“车灯女王”的常州女首富。

02

从卫校讲台到车灯王座

1961年,周晓萍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

1990年,她从白求恩医科大学(现吉林大学)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回到家乡进入武进卫生学校任教。

短短三年,她就从普通教师升到了副校长,前途不可谓不光明。

但1993年,32岁的周晓萍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辞职下海。

彼时校办企业之风正盛,她敏锐地察觉到汽车产业的巨大潜力。于是在父亲周八斤的支持下,她借来11.2万元启动资金,凑齐36万元,在武进卫校附近创办了武进星宇车灯厂。

起步阶段只能生产技术含量最低的拖拉机车灯,利润薄得像纸。

1996年,她拿下了第一个里程碑式的订单,为常州客车厂配套生产车灯。1997年,她和父亲买断武进卫校的股份,将校办工厂彻底改制为民营企业。

真正的转折点在1999年。

这一年,星宇通过了中国一汽的供应商资质审核,正式敲开乘用车市场的大门。此后奇瑞的QQ、东方之子、瑞虎,那些中国老百姓最早接触的自主品牌乘用车,车灯几乎全出自星宇。

但真正让星宇脱胎换骨的,是2004年那场近乎疯狂的豪赌。

当时一汽大众力排众议,把新宝来的尾灯项目交给了在当时合资车企眼里还是“土包子”的星宇。

周晓萍将此前数年攒下的全部利润8000万元,孤注一掷地投了进去,从零搭建符合德系标准的研发和质量管理体系。

这场赌局持续了数年。但最终,新宝来尾灯的灯壳里刻上了星宇的模具号。

回头来看,这场合作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是它让星宇从一家“能做车灯”的民营企业,进化为了一家“懂德系标准”的体系化供应商。

此后,一汽奥迪、一汽丰田、东风日产、广汽丰田,主流合资品牌的大门逐一被敲开。

2011年,星宇股份登陆上交所,成为中国车灯行业首家民营上市公司。2016年,星宇推出自主研发的ADB自适应远光灯产品,打破了海拉、法雷奥等国际巨头的长期垄断。

2021年,周晓萍以305亿元身家登顶“常州女首富”。

2025年,星宇股份营收达到152.57亿元,净利润16.24亿元。按2025年销售收入计,星宇以11.6%的份额位列中国汽车照明市场第一。

一个从卫校讲台走下来的女教师,用三十三年时间,把一家生产拖拉机车灯的小厂做成了全球车灯行业排名第七的龙头。这个故事放在任何商学院教材里,都堪称传奇。

但传奇的另一面,正在被重新审视。

03

光鲜背后的裂缝

就在风波爆发前不久,星宇股份的对外形象还是温情脉脉。

2026年1月,公司刚获得“2025年度常州最佳雇主10强”荣誉,对外宣传中强调“有温度、有爱的家文化”。

5月,星宇带着超7200名员工春游;公司甚至将员工的孩子称为“星二代”,暑假还举办了职工子女托管班。

然而,据《凤凰网科技》从多位离职员工处了解到,星宇内部员工被临时调去产线“拧螺丝”的情况已成家常便饭,春节前后最为高峰,且鼓励员工互相举报,层层设立罚款制度,连绿植的叶子黄了都会罚款。

另外,从在职员工数量来看,2022年星宇在职员工7376人,2024年增长至10426人。但2025年,员工规模骤减2894人,降幅接近28%。

与此同时,劳务外包工时从2022年的238.4万小时飙升至2025年的1087.42万小时,增长3.5倍。

一边是自有员工的大幅缩减,一边是劳务外包的快速扩张。

而根据2026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营收68.8亿元,同比增长仅1.87%,归母净利润6.69亿元,同比下降5.3%。股价从年初156.70元的高点近乎腰斩。

更让大家愤怒的是,在账上躺着20.8亿元现金、2025年还大手笔分红的情况下,公司却对刚入职一个月的应届生采取“半个月工资打发”的裁员方式。

有媒体统计,周晓萍2025年度获得分红高达2.38亿元。

04

“家文化”为何失灵?

从周晓萍的创业历程来看,其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一个体制内的女教师,凭借勇气和远见,把自己和家族带到了财富的巅峰。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当一个企业家的叙事从“改变命运”变成了“守住江山”,视角就会不自觉地发生偏移。

在资本市场的逻辑里,人力是成本;但在社会的逻辑里,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个体,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

星宇事件中最刺痛人心的地方,不是企业裁了人,而是裁人的方式,让一群十年寒窗的硕士在“打螺丝”和“滚蛋”之间做选择。

这不仅仅是粗暴,更是一种羞辱。正如有评论所言,这种行为“是对契约精神与社会信用的公然践踏”。

星宇股份在ESG报告中写着“我们维护员工利益”,在半年报中强调“践行爱、感恩、责任的家文化”。但现实中的用工策略,与企业文化表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书面上的“家文化”,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家规”而非“家人”。

05

一场信任赤字,谁来买单?

这场风波的影响,远不止107名应届生的命运。

对星宇股份而言,正在冲刺港股IPO的关键节点爆发这样的丑闻,代价可能是长期的。

有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以牺牲校招声誉和员工信任为代价压缩人力成本,可能影响国际投资者对其治理水平的评估。

蔚来创始人李斌因曾与周晓萍在节目中对话,也被网友涌入评论区喊话“抵制星宇”,舆论从用工问题延伸到了消费端。一家企业的用工伦理,正在反噬其商业信用。

对社会而言,这起事件暴露的是一种更深层的焦虑。

当资本的力量越来越集中,当“最优解”变成“最省事”,那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拿什么去对抗一个体系性的傲慢?

人民日报在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非成本负担。”

这句话放在任何时代都成立,但在今天显得尤为刺耳,因为说这话的,正是一家把“家文化”写在墙上、把应届生往流水线上赶的企业。

周晓萍从卫校教师到“车灯女王”,用三十三年写就了一个商业传奇。但传奇之所以成为传奇,不仅在于它创造了多少财富,更在于它守住了什么样的底线。

当“家文化”变成一场精心包装的表演,当应届生的青春被当作可以随手丢弃的成本,那个曾从三尺讲台走下来的女教师,或许该重新想一想,当年那个决定辞职下海的自己,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