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陕西西安，胡宗南部队撤离前夕，城内却没有传出预想中的爆炸声。相反，街巷里响起一阵阵鞭炮，百姓迎来了人民解放军。胡宗南听到消息后，才知道自己交给李茂堂的8000块大洋，连同那场“玉石俱焚”的计划，早已落了空。
当时，胡宗南准备把西安的军政机关和重要设施炸毁，自己守不住，也不愿留下完整的城市。李茂堂主动请缨，表示愿意留在西安，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监督爆破，还提出需要人员、物资和经费。胡宗南正愁无人肯留下，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胡宗南撤走后，李茂堂没有点燃炸药，而是立即与西安地下党取得配合，设法拆除并转移城内埋设的炸药。后来解放军进入西安，古城和主要设施基本保存下来。那一串鞭炮，既是庆祝，也是对一场灾难的无声回应。
有人说：“李茂堂这是叛变。”
更准确的说法是，他借敌人的判断进入敌营，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归队”。
1906年，李茂堂出生于陕西渭南。家境贫寒，却读过几年私塾。15岁时，他进入西安电报传习所学习，后来成为电报局报务员，先后在北平、杭州、开封等地工作。电报技术和长期奔波的经历，使他熟悉交通、通信与各地社会关系，这些能力后来都成为隐蔽工作的本钱。
1926年，李茂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陕西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电报局党支部书记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1931年冬，他赴上海参加无线电收发报训练，返回陕西后继续从事组织和情报工作。
地下斗争并不总是顺利。1935年9月，李茂堂在河南中牟站被捕，先后被关押于南京、上海。由于陕西省委常委杜衡叛变，国民党特务得知了他的身份和技术专长，试图利用他寻找中央特科人员王超北。
面对劝降，李茂堂提出一个看似退让的条件：可以“自首”，但不能公开声明叛变。特务以为他贪生怕死，便同意让人担保释放。出狱后，他表面上带人搜捕王超北，实际上故意兜圈子，并设法把敌人的计划传了出去。
王超北与组织研究后，决定让李茂堂继续留在中统内部。此后，他不再以地下党员身份活动，而是以国民党特务的合法身份获取情报。14年间，他经历过怀疑、冷落和升迁，却始终没有真正脱离组织安排。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李茂堂借熟悉陕西为由，主动申请前往西安“营救”蒋介石。途中他被扣押，却因行动被中统视为“忠诚”，反而获得了信任。抗战期间，他又因侦破刺杀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的案件受到重用，先后在邮电检查、地方党务和特务系统任职。
有意思的是，李茂堂越被敌人看重，接触核心情报的机会越多。1941年后，王超北在西安建立情报渠道，重新与他联系。1945年，李茂堂被任命为陕西中统调查室主任，能够参加胡宗南主持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
会议结束后，他常设法取得记录，再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延安。一次，胡宗南方面掌握了6000多名潜伏人员及其相关资料，李茂堂将名单转交出去，使其中不少人及时暴露并被控制。胡宗南长期查不出泄密源头，问题恰恰出在自己信任的会议成员之中。
还有一次，国民党特务发现了西安情报处的电台，准备在深夜抓捕。李茂堂当时正在会议现场，无法脱身，便故意装作毒瘾发作，倒地不起。被送到医院后，他立即让妻子张蕴玉通过暗语通知王超北。电台随即转移，敌人赶到时只剩空屋。
为了保证联络，西安情报处后来把电台设在李茂堂家中后院。前院经常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出入，后院却有一处隐蔽小门，外人很少注意。1949年3月，胡宗南的秘书长赵龙文曾带人询问电台情况，李茂堂以家中只有一台破收音机搪塞过去，随后立即停止发报并转移设备。
西安解放后，李茂堂向有关方面提交了6000多人的敌特名单，为清理西北地区潜伏势力提供了重要线索。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国内贸易部副部长，后因历史问题受到审查和关押，1953年病逝，年仅46岁。1982年3月，有关部门为其平反，恢复名誉，并将其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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