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鸭绿江边，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江入朝。此后近三年间，先后有27个军投入作战。需要说明的是，这27个军并非同一时间全部在朝鲜战场，而是根据战局变化陆续轮换、增援，军长也有过调整。
最早入朝的部队，主要来自第四野战军。第38军军长梁兴初，第39军军长吴信泉，第40军军长温玉成。这三支部队长期在东北作战，训练扎实，行动果断，入朝后承担了最紧要的任务。
第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打出了“万岁军”的威名，但这个称号并不是凭空而来。梁兴初起初对战况判断较为谨慎，彭德怀在电话中严厉批评：“你们是主力军，关键时候要敢于亮剑。”此后，第38军在松骨峰等地顽强阻击，硬是截住了南逃之敌。
同一批入朝的，还有第42军、第50军和第66军。第42军军长吴瑞林，第50军军长曾泽生，第66军军长萧新槐。曾泽生原是国民党滇军将领，1948年率部在长春起义，改编后迅速完成思想和组织转变。第50军入朝后，参加汉江南岸防御等战斗，表现并不逊色于传统主力。
第九兵团入朝，则把华东野战军的骨干部队带到了长津湖地区。第20军军长张翼翔，第26军军长张仁初，第27军军长彭德清，三军共同经历了极端严寒和高强度作战。长津湖战役中，部队冻伤严重，后勤也异常困难，但仍然重创美军陆战第一师等部队，迫使联合国军撤出兴南港。
有意思的是，朝鲜战场考验的不只是冲锋能力，还考验军长对复杂局势的判断。第20军、第27军在长津湖承担了正面压力，第26军随后投入战斗。很多决定，往往不是地图上几笔线条，而是关系数万官兵生死的取舍。
1951年，志愿军开始大规模增兵。第63军军长傅崇碧，第64军军长曾思玉，第65军军长肖应堂，随杨得志指挥的部队入朝。铁原阻击战中，第63军面对优势敌军连续坚守，傅崇碧没有选择轻易后撤，而是以空间换时间，为主力转移和重新部署争取了宝贵机会。
陈赓率部入朝后，第12军军长曾绍山，第15军军长秦基伟，第60军军长韦杰，先后承担重要作战任务。第15军后来在上甘岭战役中成名，秦基伟也因此成为志愿军著名将领。第12军与第15军在坑道防御、炮火反击和阵地争夺中互相配合，展现了中后期志愿军的战术成熟。
同年参战的还有第47军、第67军、第68军、第36军和第37军。其军长分别为曹里怀、李湘、陈坊仁、王建业、张世珍。第67军军长李湘在朝鲜战场病逝，继任者为邱蔚；第47军后来由张天云接任。第67军在金城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李湘未能等到战争结束，成为志愿军高级将领中的重大损失。
1952年，战事逐渐转入阵地战。第23军军长钟国楚，第24军军长皮定均，第46军军长肖全夫，第16军军长尹先炳，陆续进入朝鲜。第23军和第24军属于第三野战军系统，第46军来自第四野战军，第16军则由第二野战军系统部队组成。皮定均后来由张震代任，尹先炳后来由潘焱接任。
此时的朝鲜战场，已不是运动战初期那种大范围穿插，而是围绕高地、坑道和交通线反复争夺。军长需要处理炮兵、工事、补给和伤员转运等问题，部队战斗力固然重要，能否把阵地守住，同样取决于组织能力。
到了1953年，谈判仍在进行，战斗却没有停止。第1军军长黄新廷，第54军军长丁盛，第21军军长吴咏湘，率部入朝。后来第1军由唐金龙接任，第21军由谢振华接任。由于入朝较晚，这三个军回国时间也相对靠后，志愿军部队直到1958年才全部撤离朝鲜。
把27个军的番号和军长放在一起看，能够发现一个特点：他们来自不同野战军，却在同一场战争中接受了共同考验。梁兴初、吴信泉、温玉成指挥运动战主力，张仁初、彭德清经历长津湖恶战，傅崇碧、秦基伟、李湘等人则在阵地战中留下姓名。军长更替背后，既有战场损耗，也有部队轮换和指挥调整。所谓“虎将”，并不只是个人勇猛，更在于能把一支部队带进战场，也带出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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