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7日凌晨，云南麻栗坡老山战区167高地，解放军第一突击队悄悄伏在敌阵前沿。董永安的位置靠近一块大石，距越军阵地不到20米。夜色很沉，所有人都在等进攻信号，谁也没有想到，真正的危险会先从几发炮弹中落下来。
越军突然打出三发炮弹。炮弹没有形成连续火力，爆炸后，阵地很快恢复了安静。这类没有明确目标、带有试探性质的炮击，战场上被称为“冷炮”。它或许只是为了惊扰潜伏人员，却在距离董永安不到5米处炸开。
石块挡住了一部分冲击，却挡不住四处飞散的弹片。董永安身中30多块弹片，鲜血很快浸透了衣服。剧痛之下，他没有翻身，也没有喊叫。因为此时任何异常声响，都可能暴露整支突击队的位置。
潜伏不是简单地趴着不动。
队员们身背武器和弹药，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匍匐，才抵达指定位置。前方是敌军工事，身后是等待命令的战友，几十米的距离，却像隔着一道不能触碰的线。董永安明白，自己若因疼痛出声，敌人一旦发现异常，拔点行动就会受到影响，身边的战友也可能陷入危险。
战友庞龙贵发现他受伤后，试图慢慢靠近救治。董永安只轻轻摆了摆手，示意对方不要过来。这个动作很小，却把当时的选择说得明明白白：救治可以等待，暴露却不能发生。
失血越来越严重，董永安的意识开始模糊。他担心自己昏迷后会本能地发出声音，便把手帕塞进嘴里。手帕无法完全阻止呻吟，他又取出挂在脖子上的82—1式手榴弹，也就是战场上所说的“光荣弹”，用手帕包住后含在口中，以防自己失去意识时惊动敌人。
这一细节后来被战友们反复提起。它不是故事里的夸张桥段，而是一个重伤战士在极端情况下作出的决断。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处理遗体时，发现手榴弹已经难以取出，只得将他的下颌掰脱臼，才将其取下。
董永安出生于1964年7月，甘肃文县一个农民家庭。家境普通，父母却常给孩子讲革命英雄的故事。村里的有线广播、镇上的文艺演出，也不断重复着那些名字。对少年董永安来说，邱少云的事迹尤其震撼。
火星落在皮肤上，已经让人难以忍受，更何况烈火焚身仍不能移动。董永安曾对父母说：“我也想当兵，为国家出力。”父母担心战场凶险，劝过他，但这个念头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
1984年，20岁的董永安参军，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47集团军139师417团4连。训练场上，他并非天生就比别人强，却肯下苦功。队列、射击、体能，样样认真对待，很快成为连队中可靠的战士。
1979年2月，中越边境发生自卫反击作战。战斗结束后，我军部队陆续撤回，但边境地区的军事对峙并未停止。此后多年，老山、者阴山等方向战事不断，许多年轻官兵长期坚守在炮火覆盖的山地。
1985年12月，董永安随部队进入老山战区。这里山高坡陡，雨季泥泞，旱季闷热，阵地之间往往只有几百米甚至更近，却要承受炮击、袭扰和反复争夺。李海欣高地一度被称为“绞肉机”，董永安和战友在那里坚守了一百多天，参加过多次战斗。
到了167高地拔点前夕，董永安连续三次递交请战书，要求进入第一突击队。31名突击队员承担的是最危险的任务：在夜间抵近敌阵，隐蔽待机，待主攻发起后撕开突破口。
这一回，他没有退到后方。
炮击发生后，董永安一直坚持到进攻开始。等到突击队发起攻击，战友们带着沉痛和愤怒冲向敌阵，最终完成了拔点任务。董永安因伤势过重，未能等到救治，年仅22岁。
他的骨灰一度安放在兰州烈士陵园。文县当时没有烈士陵园，家属和有关方面多次提出请求。2017年7月20日，文县烈士陵园建成；8月1日，开园仪式举行，董永安的雕像也在家乡揭幕。多年之后，这名从文县走出的战士，终于安葬在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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