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北京，谭平山的病情明显加重。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躺在病床上，反复思量的并不是职务安排，也不是个人待遇，而是一段始终没有公开的组织关系。他再次向中央提出请求，希望在生命结束前，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世人知晓。
这件事看似只是一个称谓，背后却牵连着谭平山数十年的政治经历。早年，他曾是国民党较早的党员，后来参与创建共产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先后被国共两党开除党籍。身份几度变化，政治立场却没有因此改变。
谭平山出生于广东高明一个裁缝家庭。父亲去世后，家境逐渐困难，长兄仍按照父亲遗愿供他读书。1908年，他考入两广优级师范。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青年知识分子很难只把读书看成个人出路，谭平山也在这一时期加入同盟会，开始投身反清活动。
毕业后，他在雷州中学任教，同时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民国成立后，他被推为雷州地方议员。这样的经历，使他很早便接触到政治实践，而不是停留在书斋议论之中。
1917年，谭平山进入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兴起，报刊和社团成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他参与创办《新潮》，并撰写文章讨论国家前途。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后，他开始认真接触社会主义学说，思想逐步向马克思主义靠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谭平山积极参与其中。此后，他回到广东开展革命宣传。1920年，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他成为最早一批成员之一。对他而言，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身份转换，而是经过长期思考后的政治选择。
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1927年的革命风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谭平山参与推动南昌起义，并承担了重要组织工作。起义之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将他开除党籍；不久，中共中央也作出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多年以后，周恩来曾指出，这一处分并不完全妥当。谭平山被开除，与他在党内争论中的激烈主张有关，也与当时复杂的路线分歧相连。历史环境极其紧张，许多决定带有明显的应急色彩，不能简单用个人得失来解释。
谭平山得知处分后，并没有转而投向蒋介石集团。他曾多次写报告，要求说明情况，也希望重新回到党内，但愿望没有实现。失去组织关系的日子并不轻松，可他仍在上海联络进步人士，参与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并主张同共产党合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谭平山前往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由于他同时拥有国民党和共产党早期活动的经历，各方都试图争取他。有一次，面对不同政治势力的邀请，他明确表示：“抗战不是争个人位置，立场不能含糊。”这句话未必是正式文献中的原话，却能反映他当时的选择：把民族抗战放在个人政治安排之前。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恢复了他的国民党党籍。与此同时，谭平山向周恩来、董必武提出恢复共产党党籍的请求。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他回到党的工作范围，但考虑到统战需要，决定让他继续以党外人士身份留在国统区开展工作。
这里的“党外身份”，并不意味着组织上不信任他。恰恰相反，谭平山承担的是一项特殊任务：利用自身经历和社会关系，团结各方面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身份有时能够带来便利，有时也会限制行动。对地下和统战工作来说，保密本身就是纪律。
1946年，谭平山在上海公开抨击国民党统治。得知蒋介石方面可能对他采取极端手段后，他转赴香港。1948年9月，他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参与国家政治建设，先后担任政协重要职务。
建国初期，谭平山负责人民监察方面的工作，参与推动“三反”“五反”中的监察和检举处理。年事已高，他仍坚持处理大量来信来访，对打击报复、敷衍塞责等行为要求严肃查办。有人劝他多休息，他只说：“事情交到手里，就不能拖。”
1951年，谭平山曾致信毛泽东，请求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毛泽东肯定了他的革命经历和历史贡献，但当时全国统一战线仍有重要任务，台湾问题尚未解决，许多民主人士和社会关系仍需发挥作用。因此，中央决定暂不公开这一身份。
1956年，病中的谭平山再次提出请求。中央很快作出答复，仍按照此前决定办理：为了党的利益，暂不公开。三个月后，谭平山逝世。他至死没有等到那份公开说明，但在组织关系之外，他已经用一生的选择留下了清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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