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15日，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正在听取西南军区的紧急报告。电报送到时，屋内原本讨论的是恢复地方秩序，内容展开后，话题迅速变成了新政权能否在西南站稳脚跟。

这份电报由贺龙、邓小平联名发出，题为《西南各地近日连续发生大规模土匪武装暴乱》。字面上是“匪情”，实际却牵动军队、交通、基层政权和群众安全，已经不是几股散匪劫道那么简单。

1949年12月成都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在西南的正规抵抗基本瓦解。可是，一些特务和地方反动势力并未立即消失。他们利用山地、森林和旧有社会关系，组织武装，散布谣言，企图以“游击战”拖住解放军。

四川尤其复杂。抗战时期，这里长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区域；解放战争后期，又成了其在大陆的最后据点之一。旧军政人员、地方恶霸和潜伏特务互相勾连，枪支散落民间，给匪患迅速蔓延留下了条件。

2月5日，解放军第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率警卫班经过成都龙潭寺附近。夜宿院山寺一带时，数百名土匪突然包围。朱向离考虑到附近群众可能被裹挟，曾制止战士贸然开枪，但敌人并没有收手。

警卫班在突围中伤亡严重，朱向离负伤被捕。匪徒将他押往院山寺，逼迫他提供军政机密，还试图让他诬蔑人民政府。朱向离拒不屈服，最终遭到杀害。这起案件后来被称为龙潭寺惨案，成为当地匪乱升级的一个信号。

随后，土匪开始袭击解放军车辆，破坏公路桥梁，抢夺武器，围攻县城。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被杀，区乡政权被迫转移；成渝、成灌、渝黔等交通线也受到威胁。四川仪陇等地还发生投毒事件，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电报读到这里，会议室安静下来。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些武装行动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不能只按普通治安案件处理。有人试图借匪患破坏新生政权，等待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改变局势，必须把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同时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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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并部署严厉镇压反革命。西南军区随即集中主力，调动第3、第4、第5、第18兵团以及第7军等部队，配合地方公安、民兵展开清剿。

这场斗争并非单靠大部队进山搜索。解放军采取分区包围、重点进剿、发动群众和争取自首相结合的办法。山路、粮道、电台和联络点被逐步切断，许多受胁迫人员开始登记，向政府报告匪首藏身处。

制造龙潭寺惨案的巫杰，便是在这种压力下逐渐失去依托。他熟悉地形，曾多次率小股匪徒躲入山中，还企图重新煽动乡民。但当地群众没有响应，解放军又及时掌握了动向。巫杰被捕后判处死刑，执行时，使用的正是朱向离生前的配枪。

西南匪患中，还有一个颇具迷惑性的例子。赵洪文国早年参加抗日，曾与八路军方面有过合作，也因抗日经历获得过声誉。抗战胜利后，她被国民党吸收利用，转而在西南组织武装，最终从抗日人物变成了危害地方的匪首。

1950年初，赵洪文国曾纠集数千人企图攻占县城，失败后又继续抵抗。她在逃亡中杀害同伙、伪造口供，数月后被捕，并于1950年被执行枪决。这个转变说明，旧身份和旧名望并不能掩盖后来参与武装暴乱、杀害干部群众的事实。

剿匪持续到1953年前后。西南军区各部与地方力量协同作战，既打击武装据点，也清查特务网络和地方恶霸。根据当时的战果统计，西南地区共歼灭匪特116万余人，缴获火炮、机枪及各类枪支大批，数年间被破坏的交通、基层政权和社会秩序才逐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