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南京国防部作战会议室内，郭汝瑰盯着桌上的电报，心里盘算着如何追究刘斐的责任。就在不久前，国民党军在睢杞战役中遭到重创，区寿年兵团被歼，区寿年本人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这场失利，表面上是前线指挥不当，根子却牵涉到国防部的作战部署。原计划是让区寿年、黄百韬、邱清泉三个兵团逐步撤离，重点加强徐州防御。偏偏刘斐改动命令，要求区寿年部坚守睢县。
结果十分惨重。华东野战军集中兵力发起攻击，经过激战，区寿年兵团五万余人被歼，兵团司令区寿年、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相继被俘。郭汝瑰认为，这是扳倒刘斐的好机会。
两人本就不和。
郭汝瑰出身黄埔军校第五期，后来进入陆军大学深造，长期与陈诚系统将领交往密切。1948年顾祝同接任参谋总长后，郭汝瑰被安排担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主管作战计划和命令下达。
这个位置分量极重。各战区的作战部署，往往要经过第三厅拟定，再报蒋介石批准。会议上，郭汝瑰宣读命令，哪怕对方是资历深厚的将领，也得起立答“是”。
可第三厅直接受刘斐节制。刘斐是桂系重要将领，后来担任国防部次长，掌握军令系统。一个是陈诚信任的作战骨干，一个是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核心人物，彼此看不顺眼并不奇怪。
更复杂的是，两人都曾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
郭汝瑰早年在黄埔求学时，便接触过左翼人士。1928年，他经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国民党内部清共，他被送往日本学习，逐渐与组织失去联系。抗战胜利前夕，他通过任狄猷的关系寻找党组织，最终经任廉儒与董必武取得联系。
董必武没有同意他立即前往解放区，而是认为，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更有价值。此后，郭汝瑰以隐蔽身份工作，任廉儒成为他与党组织之间的单线联系人。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就是通过这条不易察觉的渠道传递出去的。
所以，郭汝瑰确实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问题在于，刘斐是不是也一样？
睢杞战役失利后，郭汝瑰准备拿刘斐开刀。就在这个时候，刘斐找到他，忽然说了一句：“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不简单啊！”
话听起来不像替自己辩解，反倒像是在谈论局势。郭汝瑰一时摸不着头脑，转身便去询问任廉儒：“刘斐为什么会这样说？难道他也是同志？”
任廉儒没有给出肯定答复，只提醒他，地下工作采取单线联系，不能仅凭一句话判断身份，更不能贸然行动，以免误伤真正的同志。
这句话很关键。它说明郭汝瑰当时也无法确认刘斐的真实立场。刘斐究竟是秘密情报人员，还是一个看清国民党败局、逐渐靠近共产党的人，不能混为一谈。
刘斐的经历，与郭汝瑰并不相同。他是湖南醴陵人，早年加入桂系，曾赴日本考察军事。1936年两广事变期间，他在蒋介石与桂系之间斡旋，主张停止内斗、共同抗日。抗战时期，他参与制定作战方针，在临沂、台儿庄等战事中协助李宗仁指挥。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刘斐继续身处军令核心，却并非蒋介石的绝对亲信。他对蒋介石的许多做法早有不满。三大战役后，桂系试图借蒋介石下野掌握局面，刘斐也看出其中的权力盘算，并没有积极投入。
1949年4月，刘斐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来到北平，并在香山见到毛泽东。谈话中，毛泽东没有把他当作普通说客，而是直接分析李宗仁面临的困境：蒋介石靠不住，美国靠不住，残破的军队靠不住，桂系自身也未必靠得住。
刘斐试探着问毛泽东是否会打麻将，又问喜欢“清一色”还是“平和”。毛泽东笑答：“平和，只要和了就行。”这番轻松对话，实际是在谈和平能否真正落地。
和谈期间，刘斐逐渐确认共产党愿意以协议解决问题，而李宗仁却始终缺乏真正承担后果的决心。国民党最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刘斐没有返回南京或广州，而是留在北平，随后转赴香港。
同年8月，湖南和平起义后，刘斐与黄绍竑等人在香港联络国民党军政人员，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后来，他受邀参加新政协，进入新中国的政治和建设事业。
关于刘斐“共谍”的说法，主要来自国民党退台后的回忆与指责。有人把国军失败归结为内部出了“两个叛徒”，但始终没有拿出刘斐在国防部次长任内向中共传递秘密情报的确凿材料。
郭汝瑰则不同。他的联络关系、情报活动以及后来恢复党籍，都有较为明确的依据。198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郭汝瑰的党籍。刘斐的身份，则长期被表述为“党的真诚朋友”。
两个人都站在国民党军政系统的高层，也都在关键时刻影响过历史走向，但“地下党员”和“政治转变者”不是同一个概念。仅凭一句“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无法证明刘斐曾经是秘密特工；这句话真正透露的，是他对国民党败局和中国政治前途的判断，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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