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南京总医院，45岁的刘竹溪把一份报告放在病床边。窗外天刚亮，医生看完检查结果，只说了一句：“再动刀，风险太大。”刘竹溪没有争辩。他身上留着多处战争留下的弹片，长期咳血，稍微活动便胸闷气短。对他而言，这份报告不是退缩，而是给几十年军旅生涯画下句号。
那时的刘竹溪，已经是副师级干部。按正常安排，他还可以继续学习、任职，甚至等待新的军衔调整。可身体没有给他留下多少选择。军医判断，部分弹片位置太深，继续手术可能危及生命；如果留在高强度岗位，旧伤随时可能恶化。于是，他提出离休，开始了长达45年的休养生活。
他的伤，并非一次战斗造成。
1938年秋，鲁西战场，刘竹溪随八路军部队行动。那时战事艰苦，武器短缺，部队常常要在敌人封锁中寻找突破口。一次冲击日军据点时，他右臂中弹，鲜血顺着衣袖流下。简单包扎后，他仍然跟着队伍继续前进。年轻士兵的勇敢，往往不是没有恐惧，而是知道身后还有同伴。
1940年，刘竹溪已经担任连队指导员。一次夜袭日伪据点，部队撤离时，他把身上的棉衣撕开，给负伤战士包扎，自己只用草席裹住身体。这样的细节，在战报里通常只留下寥寥几笔，甚至一句“行动正常”便带过。但对亲历者来说，那是生死关头最直接的选择。
1942年大扫荡期间，敌军飞机、骑兵和步兵轮番追击，部队不断转移。刘竹溪担任营长，既要指挥作战，也要组织伤员和群众撤离。一次战斗后，他因失血过多昏倒，经过长时间手术才脱离危险。伤口缝合处后来反复发炎，旧伤也成了伴随一生的隐患。
真正让他伤势进一步恶化的，是济南战役。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承担了极其艰苦的突击任务。刘竹溪带队接近城墙时，炮火密集，爆炸声几乎连成一片。为了稳定部队情绪，他冲在前面攀登城墙。身边数枚手榴弹接连爆炸，弹片击中头面部，几颗牙齿被震落。
警卫员后来回忆，他当时仍在喊：“跟我来！”声音沙哑后，才倒在阵地附近。战后，医生从他体内取出多块弹片，但仍有一些碎片无法取出。位置越深，手术风险越大，只能留在体内。阴雨天气里，伤口和胸腔便会隐隐作痛，这种折磨持续了几十年。
1955年实行军衔制，刘竹溪被授予上校军衔。老部下觉得不平，认为以他的资历、职务和战功，至少应当是大校。有人替他说话，他却没有接受这种说法，只是解释：“陈景三师长是大校，我还差得远。”
这句话并不是故作谦虚。当时评衔工作有明确标准，既要看职务，也要看资历、战绩、任职经历和现实条件。刘竹溪参加革命较早，但长期战伤影响了工作安排，职务变化也并非完全按照战功排列。军衔评定不是单看谁冲得最前，更不是简单比较负伤次数。
1959年，军队进行军衔调整，许多干部依据职务和实际情况获得晋升。刘竹溪原本也在相关考虑范围内，却在呈报前后突然大出血，被送进医院。体检无法完成，手续也只能暂缓。军衔晋升看似只差一步，实际上还需要完整的组织程序，病情让他错过了这次机会。
1960年，军队又增补一批少将。刘竹溪仍在病中，没有进入名单。两年后，身体稍有好转，组织上曾安排他到外地学习，希望他继续发挥经验。面对这次机会，他选择申请休养。有人劝他再坚持一下，他回答：“不是不想干，是身体确实撑不住了。”
这次决定，也意味着他此后不再承担一线职务。45岁离休，在当时并不常见。对一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军人来说，离开熟悉的部队、地图和号令，未必比负伤更容易适应。更何况，他并不是因为年迈离开，而是被多年积累的伤病迫使停下脚步。
离休之后，刘竹溪很少谈论军衔，也没有把未能晋升看成个人得失。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治疗、读书和整理往事上。身体状况好时，他接待旧部和战友；病情反复时，便卧床休息。那些无法取出的弹片，成了他晚年生活中最具体的战争印记。
2010年，刘竹溪去世，享年90岁。按照时间计算，从1965年离休到去世，整整45年。军衔停留在上校，但他的档案中，留下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长期负伤的完整经历。对这类老兵而言，军衔只是组织授予的等级，伤口却是个人一生都无法卸下的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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