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30日，河北新海县大赵村，冀鲁边军区正在召开军事会议，副司令员黄骅和几名干部坐在屋内，村外却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来人是手枪队队长冯冠奎，手里还带着武器。
大赵村并非普通驻地。会议涉及军区部署，警卫人员早已加强戒备，进出都要经过通报。冯冠奎赶到村口后，张口便说：“有紧急军情，马上让我进去！”
警卫员没有立刻放行，而是按照规定进去请示。冯冠奎显得异常焦躁，几次催促，甚至对执勤战士发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种反常并不只是因为着急。
黄骅听到来人姓名后，沉默片刻，还是同意放行。他叮嘱警卫员：“可以让他进来，但枪必须留下。”这句话，说明黄骅对冯冠奎早有防备。
冯冠奎听说要卸枪，反应却格外激烈，仿佛受到了莫大侮辱。警卫员解释，这是参加会议的惯例，并非针对个人。僵持片刻后，他只得把枪交出，独自走进会场。
谁也没料到，危险并没有因此解除。
进入会场后，冯冠奎突然拔出藏匿的手枪，对黄骅等人开火。屋内枪声骤起，几名干部倒在血泊中，冲进去制止的警卫员也遭到射击。趁着现场混乱，冯冠奎夺路逃走。
黄骅牺牲时年仅三十二岁。消息送到军区，震动的不只是冀鲁边部队，更牵动了延安方面。因为这起案件表面上是一次刺杀，背后却可能牵涉军区最高层。
当时，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恰好不在驻地。此前，他已奉命前往延安接受批评教育，军区事务暂由黄骅主持。一个军区司令离开后，副司令遇害，时间上的巧合太过刺眼。
调查人员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从几个细节入手。冯冠奎为何能在戒严期间顺利接近会场？他为什么确信自己能够进入？更重要的是，他明知会议有卸枪规定，为何仍表现得如此慌乱？
很快，调查方向指向了冯冠奎与邢仁甫的关系。冯冠奎早年曾是地方武装头目，后来率部接受改编。黄骅当时对这支队伍并不信任，认为其纪律和作风存在严重问题，曾明确反对接收。
邢仁甫却坚持留下冯冠奎，并把他安排进了军区武装力量。对冯冠奎而言，邢仁甫是改变其处境的人；对黄骅而言，冯冠奎则是一个必须提防的危险人物。两人之间虽无公开的大仇，却早已埋下矛盾。
有意思的是，黄骅到冀鲁边军区担任副司令，并不只是普通的人事安排。他在军事工作之外，还承担着协助整顿部队、监督纪律的重要任务。邢仁甫权力意识很强，对这种安排十分抵触，双方关系逐渐恶化。
一些干部曾向上级反映邢仁甫的问题。组织没有立即撤换，而是希望通过谈话、教育和调整工作，使其改正。邢仁甫被调往延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黄骅留在军区主持工作，也使他成为执行整顿任务的关键人物。
案发后，调查人员又发现，冯冠奎逃走并非临时起意。他熟悉军区布置，知道守卫习惯，也清楚黄骅正在主持会议。若没有人提供便利，一个手枪队长很难如此准确地闯入核心区域。
情况报到延安后，毛泽东作出明确指示：凶手必须缉拿归案，抓住后立即处决。命令传到冀鲁边，原本顾虑重重的办案人员终于开始控制相关人员，并追查邢仁甫的去向。
但邢仁甫已经逃离延安。此后，他先后投靠国民党和日伪势力，最终与抗日武装为敌。曾经掌握部队、参加抗战的人，转而带兵屠杀抗日人员，身份发生了彻底改变。
冯冠奎后来也没有逃脱惩罚。随着邢仁甫叛变，黄骅遇害的幕后关系逐渐清晰。邢仁甫利用旧部实施暗杀，冯冠奎则充当直接行凶者，这起发生在军区内部的血案，成为冀鲁边抗战史上极其沉重的一页。
1949年天津解放后，邢仁甫被人民解放军俘获。经审讯查明其罪行，1950年，邢仁甫被依法执行死刑。七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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