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湖西根据地一封发往上级的电报，让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政委杨得志感到不安。电报的内容并不复杂，却把许多干部说成了“托派”。杨得志看完没有立即转发，而是带着电文连夜去见罗荣桓。
问题，正是从这封电报撕开了口子。
当时，八路军苏鲁支队在湖西地区活动。经过与当地抗日武装合并，部队逐步发展壮大，后来改称苏鲁豫支队，成为鲁南、苏北一带颇有战斗力的抗日力量。
部队扩大了，地方工作也变得复杂。苏鲁豫支队主力分赴津浦铁路两侧开展斗争，湖西地区留下第四支队负责坚持。第四支队政委王凤鸣，便是在这个时候主持了当地的“肃托”。
所谓线索，最初来自湖西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王须仁指认湖西干部学校教师魏定远是“托匪”，魏定远不承认，王须仁便对其施以刑讯。经不起折磨的魏定远，只得按照对方的意思编造口供，口供中又出现了一批所谓“托派”名单。
名单到了王凤鸣手里，性质随之改变。
王凤鸣没有对材料作深入核查，而是把一纸供词当成了扩大审查的依据。大规模抓捕很快展开，干部、战士以及地方工作人员相继被带走，审讯中又出现了逼供、诱供。有人被迫承认莫须有的问题，也有人在这场错误行动中丢掉性命。
有意思的是，王凤鸣并非一开始就以叛变者的面目出现。他参加革命较早，红军时期便在队伍中工作，后来还担任过罗荣桓的警卫员。凭着长期革命经历和与罗荣桓的信任关系，他逐渐走上了较高领导岗位。
抗战爆发后，王凤鸣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部青年干事，随后被派往苏鲁地区。对罗荣桓而言，这不是一个陌生的部下，而是曾经跟随身边、熟悉军队纪律的人。
也正因为如此，事情才格外棘手。
梁兴初当时担任苏鲁支队副支队长兼第四支队队长。他发现审查不断扩大，认为许多做法已经超出正常范围，便要求停止抓捕。王凤鸣没有接受，反而把梁兴初也列为审查对象，将这位支队级干部抓了起来。
彭明治听到消息后赶回湖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王凤鸣不但拒绝，还试图把彭明治一并控制。彭明治只得向罗荣桓报告，杨得志也因那封电报产生疑虑。几条消息汇到一起，罗荣桓判断，湖西的问题已经不是普通的组织审查，而是出现了严重偏差。
罗荣桓随即赶赴湖西。
面对上级调查，王凤鸣仍拿出所谓证据进行辩解。为了证明审查有理，他还连夜处理、销毁了一些材料，试图重新拼凑口供。罗荣桓查问细节时，材料之间彼此矛盾，许多口供也经不起核对。
罗荣桓当面指出：“不能拿刑讯逼出来的话，当成查办干部的证据。”
调查结果显示，被捕的大批干部并不存在所谓“托派”问题。真正来历可疑、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反而是王须仁。后来，王须仁畏罪自尽，湖西根据地因这场错误行动造成的损失，却无法用一个人的死亡来挽回。
对王凤鸣，罗荣桓没有立即采取最严厉的处理办法，而是考虑到他过去参加革命较早，又有一定工作经历，决定让其戴罪立功。这个处理，带有组织上挽救干部的考虑，也给了王凤鸣重新改正的机会。
遗憾的是，他没有珍惜。
1941年2月，王凤鸣因害怕追究和惩处，选择叛逃，并试图策反自己熟悉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干部。一个曾经担任罗荣桓警卫员的人，最终走到了革命队伍的对立面。
得知消息后，罗荣桓十分震怒。他下令设法将王凤鸣抓捕归案，并组织力量追查其行踪。王凤鸣后来一度孤身逃脱，此后隐姓埋名，具体下落始终没有形成确切结论。
关于他的结局，后来出现过不同说法，有人认为他死于抗战时期，也有人认为他活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但能够确认的是，湖西肃反造成的冤案、伤亡和组织损失，成为王凤鸣一生无法摆脱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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