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3年，后金天聪七年，皇太极在盛京近郊迎接从海上归来的孔有德、耿仲明。随行的不是几名败军将领，而是一支带着战船、火炮、士卒和家属的完整武装。皇太极甚至亲自出城相迎，这个待遇，在此前归降的明朝将领中极为罕见。
有人疑惑，洪承畴曾任兵部尚书、蓟辽总督，祖大寿也是明军总兵，官职显然高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可洪承畴后来只获三等轻车都尉，祖大寿也只是子爵一类的封赏，反倒是三人很快获得王爵。差别究竟在哪里？
关键并不只看原来的官位，还要看投降时手里有什么。
洪承畴被清军俘获，是松锦战场失利之后的结果。松锦之战在1640年至1642年间持续，明军援军屡次受挫，洪承畴最终被围困于松山，兵败被俘。祖大寿则是在锦州、宁远一线长期坚守，待城池孤立、粮饷断绝后归降。
他们带来的，主要是个人声望、作战经验和对明军体系的了解，却没有带来一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独立军队。
孔有德的情况完全不同。崇祯年间，他因与登莱巡抚关系恶化，在吴桥起兵，随后攻占登州。耿仲明与他合兵后，部众迅速扩大，山东沿海一度受到严重震动。陈有时、毛承禄等人也带兵归附，使这支队伍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叛军，而成了拥有相当规模的军事集团。
有意思的是，孔、耿在明朝内部作战时，已经替后金牵制了部分明军。明廷曾调祖大寿等部队进剿，孔、耿却趁明军戒备松弛突袭营地，造成不小损失。对皇太极而言，这等于明军自己先消耗了一轮，后金则在旁边获得了战略上的便利。
更重要的财富在海上。
孔有德、耿仲明渡海归附时，携带了大批兵员、家属、甲胄、火器、船只和军需。清初文献记载，他们“枪炮数百艘”随军而来，具体数量或有夸张成分，但带来装备之多，确实超出一般降将的规模。
后金并不缺骑兵，却长期缺少成熟的火器制造和水师力量。皇太极早在天聪五年，即1631年，便下令铸造红衣炮，但炮械数量、工艺和使用人员都有限。孔、耿部下不仅有火炮，还有炮手、工匠、水手，这些人立刻补上了后金军队的短板。
尚可喜的归附，也具有类似性质。他原为明军将领，后来率部归清，所带来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投降文书，还有可以整编使用的兵力和沿海作战经验。三人因此被视为“带资入股”，而不是单纯接受招抚的旧将。
皇太极看中的还有主动性。
当时辽东明将归清，多数是在城破、被俘或援绝之后作出选择。孔有德、耿仲明却是在拥有部众、船炮和行动自由的情况下主动投奔后金。这样的归附具有示范效应：明军中其他将领会看到，带兵而来不仅能保全部众，还可能获得独立统兵的地位。
所以，皇太极不能按普通降将办理。他需要用高规格封赏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带兵来归者，绝不会与普通俘虏同等对待。”
孔有德抵达后，皇太极亲自率诸贝勒到浑河岸边迎接，举行抱见礼，并封授孔有德都元帅、耿仲明总兵官等职。两人原有部众也得以保留，旗帜、仪仗和部分组织形式没有立即打散。皇太极还允许他们管理旧部官员，只把出兵和用刑等重大权力收归朝廷。
孔有德曾请求攻打旅顺，以报旧怨。皇太极答应了。1633年，岳托、德格类等率军与孔、耿合兵攻取旅顺，明将黄龙兵败自尽，清军俘获人员并取得大量物资。战后孔、耿部下占据房屋、店铺，甚至争夺八旗所得俘虏，引发满洲将领不满。
有人告到皇太极面前：“孔、耿部下侵夺太过，应当治罪。”
皇太极没有立即处分，只下令厚待孔元帅、耿总兵。
这并非皇太极不知军纪，而是他清楚，三人刚刚归附，旧部尚未完全融入后金体系。若因争夺战利品便严惩主帅，可能导致整支队伍离心。对皇太极来说，眼下更重要的是把这股力量用于攻城、破堡和牵制明军。
洪承畴和祖大寿则不同。他们归降之后，清廷可以利用其熟悉明军内情，却不必给予一块相对独立的军事地盘。尤其洪承畴后来主要承担招抚、筹划和地方治理等任务，价值很高，却不等于适合被授予王爵。
王爵在当时并不只是荣誉，更是对一支政治军事力量的承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获得的，是连同部众、战船和火炮一起计算的待遇。洪承畴、祖大寿得到的，则更多是个人降将身份下的封赏。
到皇太极改元崇德、建立国家体制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被封为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后来合称“三顺王”。他们率部参与松锦及入关前后的多次军事行动，王爵背后那笔最初的“军队资本”，也就成了清廷必须兑现的政治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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