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十七分。窗外的梧桐叶子在风里响，上海的秋天来得迟，十一月了还挂着几片绿的。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攥着他的手，掌心里的温度一点点退下去，像潮水退滩。

阿珍今年六十了，头发白了半个头，但人精神，腰板直。十五年前她来到这栋老洋房做钟点工的时候，才四十五，刚离了婚，儿子在上大学。他从楼上下来，瘦高个儿，蓝眼睛，花白头发，用夹生的中文说“你好”，她愣了一秒，回了句“Good morning”。

他不叫她的全名，叫她Jen。这栋房子是他在八几年买的，那时候外国人能在上海买房还是稀罕事。他一个人住，爱看书，客厅三面墙都是书，有的书上还夹着他自己译的小纸条，中英文对照。阿珍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指着厨房说“这里，煮咖啡”，指着冰箱说“牛奶，不要脱脂”，指着他自己的房间说“这里，不要碰”。

后来慢慢的，什么都不指了。他爱吃她做的葱油拌面，能把碗底舔干净；她生病发烧那回，他笨手笨脚地去药店买了退烧药，站在她房门口问“Jen，要不要医生”。再后来她就不走了，住进了二楼朝南的那间屋子，窗帘是他挑的，淡蓝色，说像她家乡的天。

他们从来没说过“爱”这个字。他叫她Jen，她叫他“先生”，有时候叫老陈——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叫陈威廉，跟居委会登记户口的时候用的这个。晚上他看书，她在旁边织毛衣，偶尔抬头对视一眼，笑笑，继续各自的事。十五年里她看着他头发从花白变成全白，腿脚从利索变成拄拐，最后坐上了轮椅。她也看着他每天上午十点准时吃药，每周末跟远在伦敦的女儿视频，每次挂了电话都要坐一会儿，不说话。

女儿来过三回。第一回是十年前，抱着刚出生的外孙女，叫阿珍“阿姨”；第二回是五年前，外孙女已经满地跑了，叫阿珍“奶奶”；第三回是上个月，他病重住院，女儿从伦敦飞回来，带着那个已经十岁的小姑娘，在医院走廊里握着阿珍的手说“谢谢你这十五年”。

他昏迷了六天。第六天晚上忽然醒过来，眼睛清亮亮的，看了一圈屋里的人。女儿守在左边，阿珍在右边。他看了看女儿，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轻：“Emily……”

女儿凑过去，他的手指抬了抬，指着床头柜。女儿打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里头是一份文件。他把目光转向阿珍，看了很久，然后对女儿说了一句英文。阿珍只听懂了几个词——“house”“money”“her”。他的声音越来越弱，最后那句她听清了，是中文，他说：“给她住，她怕冷。”

然后他闭上眼睛，呼吸慢慢平下去，像一列火车进站，越来越慢，最后停了。

女儿哭出了声。阿珍没有。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开了一条缝。凌晨的风灌进来，凉飕飕的，带着梧桐叶子的味道。她站了很久，直到天边开始发白。

后来她才知道，那份文件是一份遗嘱。他把这栋房子留给了她——不是赠予，是“居住权”，终身的。还有一笔钱，够她养老。女儿把文件给她看的时候说：“爸爸让我告诉你，这十五年他过得很踏实。他本来想回国，后来不走了，因为你在这儿。”

阿珍摸着那份文件上的英文，一个字也不认识，但她认得签名，是他歪歪扭扭的笔迹，跟当年写“牛奶，不要脱脂”那张纸条一样的笔迹。

她搬到了三楼住，二楼那个朝南的房间空出来，窗帘还是淡蓝色的，每天早上她去拉开，让太阳照进去。书没动，还是满墙，她把那些夹着纸条的书一本本擦过去。偶尔傍晚，她坐在他从前坐的那把藤椅上看电视，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她其实不看，就是坐在那儿，觉得旁边的茶几上还搁着一杯凉了的红茶。

女儿走的前一天晚上跟她在厨房说话，问她要不要去伦敦住些日子。她正在削荸荠，刀停了停，说：“不去了，上海待惯了。你爸的坟在苏州吧？每年清明我去看看。”

女儿没再说。第二天走的时候在门口抱了她一下，抱得很紧，在她耳边说：“Jen，谢谢你。”

门关上，屋子里忽然很安静。阿珍把荸荠切好，下锅，炖了一锅荸荠排骨汤，他从前最爱喝的。汤在灶上咕嘟咕嘟冒泡，她靠着灶台，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叶子终于黄透了，风一吹，簌簌地掉，像下了一场金色的雨。

她盛了两碗汤，一碗放在餐桌上她对面那个位置。汤凉了，她端过来，自己喝掉，洗碗，擦灶台，关上灯。

楼梯口那盏小灯他生前从来不关，说是怕她起夜摔着。她也开着，每天上楼之前看一眼那圈暖黄色的光，像有个人还在客厅等她说完晚安再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