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上海，陈延年接手了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在大革命风暴骤起之际，组建中共江苏省委。这个“江苏省委”，并不只是今天意义上的地方党组织，它曾长期承担上海及江苏部分地区的组织、工运和农运任务。
在此之前，江苏地区的党团工作主要由中共上海地委、上海区委以及江浙区委领导。1925年，江浙区委成立，尹宽、王一飞、罗亦农等先后负责。那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江苏省委，组织关系随着革命形势不断调整，名称和辖区也多次变化。
所以，谈“江苏早期党委书记”，不能简单照着一张名单逐年排列。许多书记任期很短，有的人刚到任便遭到逮捕，有的人在上海、江苏之外承担新的任务，还有一些人在白色恐怖中牺牲，留下的档案并不完整。
罗亦农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1926年1月至1927年6月，他负责江浙区委工作，正值北伐前夕，上海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罗亦农重视组织建设，也善于发动工人群众。1927年，他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调往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同年4月，罗亦农在上海被捕，4月21日英勇就义，年仅26岁。
陈延年接任江苏省委书记时，上海局势已经急转直下。1927年6月，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骨干遭到搜捕。陈延年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继续组织力量恢复地下工作。7月4日，他在上海被捕，7月4日夜至5日凌晨遇害，年仅29岁。
陈延年牺牲后，赵世炎负责江苏省委工作。赵世炎早年留学法国，参加过旅欧共产主义运动，回国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他是重要组织者之一。7月2日，赵世炎在上海被捕，7月19日遇害，年仅26岁。两位年轻书记相继牺牲，说明当时省委机关几乎是在枪口下运转。
王若飞、邓中夏随后承担过江苏地区的领导任务。王若飞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抗战胜利后参与国共和谈，1946年因飞机失事遇难。邓中夏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曾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来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1933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1928年以后，项英、李富春、罗登贤、李维汉、李立三等人先后参与江苏地区的领导工作。项英后来成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1941年皖南事变中牺牲。李富春长期负责根据地经济和后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李维汉则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长期任职，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罗登贤的经历也很典型。他曾在东北和广东从事工人运动，后来负责中共江苏省委工作。1933年，他在上海被捕，随后被押往南京，8月29日牺牲。那个年代，省委书记并非坐在机关里发布文件，很多时候还要亲自转移干部、接头联络，甚至筹措经费和掩护交通线。
有意思的是，早期书记中也出现过严重的变节者。徐锡根曾任江苏省委书记，并一度进入中央政治局。1929年被捕后，他向敌人屈服，给党组织造成损失。王云程接任后同样被捕叛变，供出了罗登贤、邓中夏等人的情况。革命队伍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王明在1930年底至1931年间兼任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此时他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后来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左”倾冒险主义的重要代表。抗战时期，他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参与过婚姻法草案起草。1956年赴苏联，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去世。
章汉夫与袁孟超，则属于另一种类型。章汉夫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新华日报》总编辑，后来两度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早期参与者。袁孟超曾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脱离地下工作后转入教育和经济研究，后来成为经济学者。
还有徐梅坤。1922年至1923年间，他曾负责上海地区党的工作，是工人出身的早期领导者，参与创办工人报刊并组织工人运动。因长期被捕、失去组织联系，他后来未能继续担任党的领导职务。但抗日救国时期，他仍积极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徐梅坤曾任政务院监察部参事、国务院参事，晚年在北京逝世。
从江浙区委到江苏省委，早期组织负责人更替频繁，既有牺牲者，也有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重要干部的人，还有人在考验面前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陈延年、赵世炎牺牲时都不到30岁；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则穿过战争年代，进入新中国的政权和建设体系。一个省委书记名单背后，实际记录的是地下斗争的危险、组织转型的复杂，以及个人命运在剧烈时代中的分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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