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德福，今年七十六了。

我以前是县农机厂的钳工，在车间里干了三十八年，退休那年厂里效益不好，给的退休金不高，但我把该交的社保全交了，到手的钱也够过日子。退休之后我闲不住，在家门口开了个修车铺子，自行车、电动车、三轮车，什么都能修。补个胎两块钱，换条刹车线五块钱，调个链条一块钱。修了十几年，三年前我彻底不干了，膝盖不行了，蹲不下去。不干就不干吧，也该歇歇了。

我手里所有的钱加起来，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块。

这笔钱放在县农商银行的一张存折上，存折搁在我衣柜顶上的饼干盒里，铁皮的，盖子严实。饼干盒旁边还放着几双不穿的旧鞋，挡着，从外面看不出里面藏着东西。六十二万八，是我这辈子存下来的全部。

说起来这笔钱怎么来的，我心里清清楚楚。我在农机厂上班的时候工资不高，可我这个人省。抽了一辈子旱烟，不买烟卷。不喝酒，不赌钱，不打牌。下了班就回家，帮我老伴收拾收拾院子，喂喂鸡。攒下来的钱一分一分存着，那时候工资低，一年存不了多少，可年年都存。退休之后开了十几年修车铺，补胎换线调链条，两块钱五块钱地攒着，攒成了这六十二万八。

我老伴叫李秀英，比我小三岁，今年七十三了。我们俩结婚五十四年了，住在县城边上那个老院子里，三间正房一间灶房，院子不大。她身体不太好，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常年吃药。我每天早上起来给她烧水，盯着她把药吃了，然后去菜市场买点新鲜菜回来。日子简简单单的，没什么大追求。

我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在省城一个厂里当电工，二儿子在县里开个小五金店，女儿嫁到了隔壁镇，在镇上的卫生院当护士。三个孩子都成了家，各自有各自的难处。

大儿子在省城那厂子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去年就开始欠薪了，他跟他媳妇商量着想把厂里的工龄买断了，自己出来做点小生意。可出来要本钱，他又拿不出。上个月回来，坐在我那院子里跟我喝酒，喝到一半忽然不动了，眼圈红红的。我说咋了，他说爸，我想跟你借五万块钱，出来摆个摊子卖早点，我不怕累，就怕没本钱。

他说话的时候手指头捻着酒杯，杯沿上都是汗。我看着他那只手，跟他爷爷一个样，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干净的油泥。我说你容我想想。

二儿子那五金店也不大景气，现在县里盖新楼少了，装修的人也少了，他的螺丝钉螺栓卖不动。他媳妇上回见着我，话里话外念叨了几句，说孩子马上上高中了，开销大了，店里又不挣钱，愁得睡不着觉。我听着没接话，点了点头。

女儿那边倒不跟我张嘴，可我知道她也不宽裕。她女婿在工地干活，去年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断了，养了大半年才好，家里全靠她那点工资撑了大半年。

这些事我一件一件都装在肚子里。可我在等。

等什么呢？等我自己把这笔钱想清楚了。

今年过完年我去了一趟医院，做了一个全面体检。大夫说我心脏还行，血压偏高，血糖也偏高，但都没到要命的程度。他让我注意饮食，少吃盐少吃油，按时吃药。我嗯嗯啊啊地应着，心里头却在想别的事。

从医院出来那天太阳挺好的，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歇了一会儿，看着我那辆破三轮车停在路边，车筐里还放着早上买的几棵白菜。医院门口来来往往的人，有家人搀着的老头老太太，有推着轮椅的护工，有拎着水果的儿女。有个老太太跟我差不多年纪，她儿子扶着她从门诊楼出来，她走得很慢，她儿子比她还慢，一步一步地跟着。

我坐在那儿看着他们，忽然就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得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

回到家我把我老伴叫到跟前，跟她说秀英，我想跟孩子们说说咱们存款的事。她正择韭菜，抬头看我一眼，说我不管，你自己定。她这个人一辈子不操心钱的事，我怎么说她怎么做。可她那一眼里有话，我读得出来——老伴的意思是，你别亏了自己。

那天晚上我把三个孩子都叫回来了。我说的是回来吃饭，炖了一只鸡，炒了几个菜，热热闹闹围了一桌子。吃完饭我让孩子们到客厅坐下，我站起来进了卧室，把衣柜顶上的饼干盒拿下来，打开盖子，把存折取出来。

我走回客厅坐在沙发上，存折放在茶几上。

三个孩子都看着我，大儿子嘴动了动想说什么，我没让他说。我说你们三个听好了，爸今天跟你们说个正事。

我说这存折上有六十二万八千多，是爸跟你们妈攒了一辈子的。我琢磨了好长时间了，今天就跟你们说清楚这钱怎么分。

大儿子你别急，你那五万我给你。二儿子你那边，我给你八万，孩子上高中那几年开销大，你把店再撑一撑。你妹妹那边，我知道你们家不容易，我给你拿十万。大儿子五万，二儿子八万，女儿十万。二十三万给出去了。

剩下的三十九万八，我一分不动。

客厅里安安静静的。三个孩子互相看了看，谁都没说话。大儿子的喉结动了动，像是噎了一下。二儿子低着头，手指头在膝盖上搓来搓去。女儿别过头去，肩膀动了一下。

大儿子开口了，嗓子有点哑。他说爸，那你自己养老呢？

我说剩下那三十九万八，就是我跟你们妈养老的。以后我们的日子过得去，你们别操心。我的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多，够我们吃饭买药了。这三十九万八放着急用，哪天我跟你们妈其中一个倒下了，拿它请护工、住好医院，不用你们掏一分。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屋里安安静静的，灶房那边水龙头没关紧，滴答滴答的。

我说你们别觉得爸抠。爸不是抠，爸是想把这事办得清清楚楚的。给你们的钱你们拿去过日子，我没意见。剩下的钱是我的底线，也是我跟你们妈的底。有了这笔钱，我们两个老人就不用给你们添负担。你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

那天晚上他们走的时候，大儿子在院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才走。他骑上电动车走了几步又刹住了，回头冲我喊了一句，爸，那钱我先不急着拿，你放着。我说你拿着，该创业创业。他摆摆手骑车走了，尾灯在巷子口晃了一下没了。

二儿子也走了，他走到我跟前拍了拍我肩膀，没说话。女儿是最后一个走的，她过来抱了我一下，手在我后背拍了拍。她手上的劲不大，轻轻的，像小时候我哄她睡觉拍她后背那样。

他们走了以后我关了院门，回屋看了看老伴。她在灶房里洗碗，水哗哗地响着。我说秀英，我跟他们说清楚了。她头也没回，嗯了一声。我站门口看了一会儿她的背影，七十三了，背有点驼了，可洗起碗来手脚还是利索的。她的头发白了大半，用黑皮筋扎着，一根一根的银丝在水汽里亮着。

我转身回了客厅，把茶几上的存折拿起来看了看，然后走回卧室放进饼干盒里，搁回衣柜顶上。饼干盒旁边那几双旧鞋还挡着，我把它们摆摆正，然后把柜门关上了。

六十二万八，分出去二十三万，剩三十九万八。数字少了将近一半，可我觉着心里头比以前沉了。那沉的不是石头，是踏实。清清楚楚的踏实——哪笔是给儿女的，哪笔是自己的底，一分一厘都明白。

钱分清楚了，人心就安了。

自那以后日子照旧过。早上起来烧水盯着老伴吃药，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做饭。隔三差五去二儿子的五金店转转，坐一会儿就走了。大儿子打了电话来说他早摊的摊子支起来了，卖煎饼果子，头一个月挣了四千多，说下个月要翻番。我说你好好干，别急。女儿上回回来的时候带了两件她自个儿织的毛衣，说妈一件我一件，她妈那件是枣红色的，她妈穿着正好，在镜子面前照了半天，嘴角弯弯的。

秋天了，院子里的柿子树结了果，一个个拳头大的青柿子挂在枝头上，再过些日子就红了。我跟老伴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她织着毛线，我端着茶杯，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阳光从柿子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地落在她手背上。

她织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说老孙，你说咱俩还能活几年？

我喝了口茶，想了想说，活到八十就行。

她说那还有四年。

我说嗯，四年够好好过了。剩下的钱够花，儿女那边也顾上了，没啥亏欠的了。

她低头继续织毛线，针脚一下一下的，稳稳当当。风吹过来，柿子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地响，绿莹莹的光在院子里晃来晃去。

我靠着藤椅把眼睛闭上了。茶还有点烫嘴，晾一晾再喝。存折在衣柜顶上，三十九万八。院墙上爬着一架丝瓜藤，嫩黄色的花一朵一朵地开着，蜜蜂嗡嗡地绕着。

七十六了，钱分出去了，心里头敞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