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延安城外，一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访问团抵达边区。随行人员中，有个自称沈辉的年轻人，他对外宣称是萧致平教授的助手。没人想到，这个能说英语、会俄语、熟悉枪械的“进步青年”，身上还带着军统交给他的秘密任务。
沈辉的真实姓名是沈之岳，1913年出生于浙江仙居，曾就读于复旦大学。青年时期的他参加过学生和工人运动，也因此被国民党方面逮捕。被捕经历改变了他的命运，戴笠注意到这个有文化、有行动能力的年轻人，随后将他送入浙江警察学校受训。
军统看中的，正是沈之岳身上的“革命经历”。他并非一眼就能看出破绽的职业打手，而是懂理论、懂外语，能够和知识分子谈政治的人。接受训练后，他被安排进入延安，任务包括搜集情报，并伺机对中共方面的重要人员实施破坏。
当时，国民党方面多次尝试向延安派遣人员。有的人化装成商人，有的人以进步学生身份出现，但往往刚进去便因言行失常暴露。军统西安站还曾组织专门训练，派出一批人员进入边区，结果不少人很快返回。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组织审查严格，陌生人想要长期留下，并不只是会背几段口号那么简单。
沈之岳准备得相当充分。他提前研读马列主义基本著作，熟悉抗日救亡话语，又利用自己早年的经历制造可信背景。到达延安后，他没有急于表现，而是主动要求参加革命工作，表现出对抗日军政大学的向往。边区保卫部门经过审查，最终同意他留下。
在抗大期间，沈之岳学习认真，言谈谨慎，办事也显得积极可靠。有关回忆材料提到，康生曾把他当作国统区进步青年的代表，向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谈起过这个人。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后来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系统，从事收发一类工作。
这类岗位看似普通，实际接触的文件和人员都具有严格范围。沈之岳能够进入其中，说明当时负责审查和使用干部的部门，至少没有发现他的真实来历。部分回忆文章还将他与康生、李克农所负责的机要和保卫工作联系起来，但他究竟接触到何种层级的文件，公开材料并没有给出完整说明，不能随意夸大。
有一次，身边人曾提醒他：“延安的审查很严，做事不能有半点马虎。”沈之岳只是回答：“既然来了，就要把工作做好。”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后来被认为正是他长期隐藏自己的方式：少说，少问，按规矩办事。
1939年，沈之岳离开延安，转赴浙江一带，进入新四军系统工作。据有关资料，他曾担任政治教官、政治指导室主任以及特种技术顾问等职务。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工作调动；从军统角度看，则是让潜伏人员进入更接近军事核心的区域。
关于皖南事变前后沈之岳是否提供过关键情报，民间和部分回忆材料存在争议。有人据此推断，他掌握了新四军活动情况，并向国民党方面传递消息；但目前公开史料并不足以支撑所有细节。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尤其不能只凭后来的传闻下定论。
沈之岳真正暴露，是在他推荐的一名人员被发现身份之后。此时他已无法安全返回原有工作环境，只得重新回到军统系统。直到这一步，军统方面才确认，这名在革命队伍中工作多年的人员，原来一直受戴笠方面控制。
张爱萍后来谈到此事，曾用“九年共产党员经历中，七年是模范党员”来形容其伪装之深。这个说法常被后人引用，但具体党籍和工作经历仍应结合回忆录、档案及不同版本材料辨析。可以确定的是，沈之岳在延安和新四军工作期间，确实获得过相当程度的信任。
离开新四军后，他在军统和保密系统中不断升迁，先后担任东南地区特侦机构负责人、保密局第二处科长以及苏浙情报站站长。国民党退往台湾后，他继续从事情报与保密工作。蒋介石母亲墓地、丰镐房等处的照片，曾由他安排人员搜集并送到蒋介石手中，这件事进一步增强了蒋氏父子对他的信任。
1964年，在蒋经国支持下，沈之岳主持整顿台湾地区的调查机构，后来被称为“调查局之父”。他强调人员学历、外语能力和制度训练，试图把旧式特务体系改造成更具专业色彩的情报机关。这个变化，与他早年受过高等教育、熟悉现代组织方式有直接关系。
沈之岳晚年仍被视为大陆方面重点关注的情报人物。有关资料称，20世纪60年代他曾以化名进入澳门，企图实施刺杀活动，但大陆情报部门提前掌握了他的行踪，并通过外交渠道促使葡澳当局采取驱逐措施。至于他是否曾是“双料间谍”，以及去世后是否有秘密追悼会，现有公开证据不足，不能当作确切事实传播。
1990年，沈之岳曾因肾病赴北京治疗，后又到过杭州；1995年，他在台湾去世。一个从延安进入机要岗位、又转入新四军工作的军统人员，能够多年不被识破，靠的并非单一胆量，而是经历包装、知识储备、行为克制和组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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