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0日，四川荣县公判大会上，被五花大绑的黄茂才被押到台前。台下人群情绪激烈，要求立即枪决。就在审判即将结束时，他突然嘶声喊道：“我是冤枉的，我不是杀人凶手，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
这句话没有让现场安静，却让办案人员察觉到案情可能另有隐情。黄茂才被当场改判无期徒刑，案件重新调查。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复查整整拖了28年。
黄茂才出身荣县农家，初中毕业便因家贫辍学。1945年，父亲为躲避抓壮丁，把他送到刘仲威家做杂活。刘仲威当时任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副处长，见黄茂才识字、字写得不错，便将他安排进机关担任司书。
这份工作并不是他主动选择的。1947年机构调整后，他先后做过档案管理、邮检等工作。因不善逢迎，很快被裁撤。1948年5月，经人说情，他被调到重庆渣滓洞担任看守。
上岗前，黄茂才被反复告诫：牢里的“要犯”必须严密看守，不得传递消息，更不能包庇。刚开始，他只知道服从命令，对犯人十分冷硬。相处一段时间后，他却发现这些人并非宣传中的“凶恶分子”，不少人有文化，谈吐克制，和普通百姓没有两样。
改变他的人，最早是曾紫霞。
1948年夏天，曾紫霞被押入渣滓洞。登记时，她听出黄茂才是荣县口音，便问：“黄先生，你也是自贡人？”黄茂才回答是荣县人。乡音让两人多了一层接触，曾紫霞也逐渐了解到，这个看守只是贫苦农民出身，并未受过系统特务训练。
她没有急于劝说，而是从个人遭遇谈到社会现实。黄茂才想起父亲去世后，家里连一块安葬之地都难以求得；又想到自己只是因为贫穷，才被迫在各个机关之间辗转。那些话像一根针，慢慢刺破了他对上级命令的盲从。
不久，江竹筠被押到渣滓洞。黄茂才从登记资料中得知，她的家乡在自贡大山铺，便主动表示自己也是附近人。江竹筠起初并不信任这个穿军装的看守，直到受审归来，她看到黄茂才对自己有所照应，才逐渐确认曾紫霞的判断。
有一次，江竹筠对他说：“人活着，总要做点对得起百姓的事。”这句话并不长，却让黄茂才考虑了很久。此后，他开始冒险替狱中同志传递消息。
第一次送信时，他足足犹豫了几天。信件交到手中，意味着一旦被发现，便可能丢掉性命。曾紫霞只提醒了一句：“千万小心。”黄茂才利用休假走出渣滓洞，将信送到重庆中山一路协和里十号的联络点。
此后，他多次进城，为狱中同志带回报纸，并把报纸夹在点名册中，转交给陈卓银。看守制度森严，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暴露。有一次陈卓银看报忘了打饭，引起特务注意，黄茂才在旁边惊出一身冷汗，幸亏对方临机应变，事情才没有扩大。
狱中的女同志还为他织过一件毛衣。江竹筠负责量尺寸，曾紫霞让他进城买毛线。毛衣织好后，黄茂才一直把它当作最珍贵的东西。对他而言，那不是普通衣物，而是狱中同志对一个看守的信任。
1949年春节前后，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变化。渣滓洞里的革命者通过黄茂才获得外界消息，并在春节期间组织过狱中联欢。黄茂才冒险打开牢门，让部分同志短暂聚集。那场活动没有改变监狱的处境，却使他与狱中党组织的关系更加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仍在国民党特务控制之下。黄茂才借探亲机会离开渣滓洞，临行前，江竹筠托他把写给儿子彭云的信送出。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在重庆歌乐山遇害。黄茂才返回渣滓洞时，才得知她已经牺牲。
他带出的信件和材料，后来成为部分同志脱险、联系组织的重要线索。遗憾的是，能够证明他身份的那件毛衣，在多年后被清查物品时遗失，黄茂才也因此长期无法找到有力证据。
1951年2月2日，黄茂才在荣县被捕。由于当年知情者分散各地，许多人已经牺牲，他关于“曾为狱中同志办事”的申辩长期无人证实。直到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整理档案时，发现脱险人员留下的材料，里面提到了黄茂才的名字。
随后，他找到了曾紫霞。多年未见的两人再次相逢时，都已两鬓斑白。曾紫霞与当年知情者共同写下证明材料，详细说明黄茂才在渣滓洞期间传信、购报以及协助狱中同志的经过。
1982年4月12日，荣县人民法院复审原案，认定黄茂才被判处的反革命罪行失实，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那件遗失的毛衣没有找到，但散落在档案、证言和记忆中的细节，终于拼出了他在渣滓洞留下的真实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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