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27日上午，雷州半岛徐闻，邓华刚把兵团指挥所安顿下来，便接到43军127师师长王东保的电话：加强团前几次渡海不顺，准备重新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
渡海作战，难在海上。风向、风力、潮汐、雾气，任何一项出现变化，都可能让精心筹划的行动偏离原定计划。对陆军部队来说，木帆船不是熟悉的阵地，琼州海峡也不是普通的行军道路。
3月24日夜间，381团2营四只小船因意外提前离队。此时上级已经根据风向变化下达了暂缓起渡的命令，可浓雾遮蔽海面，船上又没有电台，四只小船无法得知主力船队已经停止行动。
25日清晨，小船抵达海南岛附近。海岸就在眼前，可预定的主力登陆没有发生，接应部队也没有出现。是继续上陆，还是立即返航？这个选择，牵动着几十名官兵的生死，也关系到后续登陆行动是否暴露。
上陆，可能因兵力太少而被敌军围歼；返航，则要在白天穿过敌军舰艇和飞机的巡逻线。带队干部黄亚哲权衡再三，决定趁海雾尚未散尽，掉头北返。这个决定谈不上漂亮，却是当时保存主力意图的稳妥办法。
但返航并不等于脱险。
上午9时左右，敌舰发现船队，炮火很快覆盖海面。王连长所乘的小船中弹起火，十几名战士伤亡。敌舰企图靠近俘虏我军，甚至在甲板上喊话劝降。王连长没有急于还击，而是命令战士们等敌舰靠近。
距离不断缩短。
当敌舰进入有效射程，船上轻重武器突然齐射，迫使敌舰转向逃离。其他三只小船也与敌舰展开周旋。由于船小、目标低，加上海面风浪突变，敌舰远距离炮击难以准确命中。四只小船苦战近十个小时，最终三只返回雷州半岛，但人员伤亡过半，王连长所在的小船沉没，大部分官兵牺牲。
这次损失，像一盆冷水，浇在了加强团指挥员头上。127师原是“铁军”，部队长期作战顺利，突然在渡海环节遭遇挫折，干部们心里很沉重。王东保准备作自我批评，话刚出口，邓华便制止了他。
邓华环视会场，看到有人低头吸烟，有人一声不吭，便说道：“干什么，全都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别老苦着脸嘛，又不是开批斗大会。”
会场仍然安静。邓华接着说：“今天我在这儿，大家笑起来，你们不笑，我可马上走了。”
这几句话，既有批评，也有安定军心的意味。邓华并没有把责任简单推给某一个人，而是要求大家把问题拆开来看：登船时间如何掌握，途中停风怎么办，大雾中怎样联络，敌海空封锁如何突破，部队上陆后又怎样展开。
有意思的是，邓华关心的不只是“为什么出了问题”，更关心“下一次怎样避免同样的问题”。渡海作战包括组织准备、装船、起渡、航渡、抢滩、巩固滩头等环节，任何一处脱节，都会使前面的努力付诸东流。
尤其前几次登陆已经引起薛岳警觉，海南北部的防御不断加强。加强团这次选择从敌人防守较强的方向突击，既要考虑海上的敌舰和飞机，也要预料登陆后遭到反击的局面。邓华要求指挥员跳出单个师、单个团的范围，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准备作战。
会议没有停留在检讨上。大家围绕航渡编组、联络信号、护航船只和登陆后的协同展开讨论。失败被转化成了具体的战术安排，沉重的气氛也逐渐松动下来。
3月31日拂晓，加强团重新抵达起渡点。当天夜间，379团和381团1营共3733名指战员，分成三路乘坐木帆船出发。船队两翼配置打兵舰的小船，承担牵制和掩护任务，主力则尽量避免与敌舰纠缠，争取在天亮前靠岸。
航渡不到半小时，左翼船队便与敌军巡逻艇交火。零时前后，海面又突然停风，船队速度骤降。王东保担心继续前进会遭到更多敌舰袭击，返航又可能导致船队混乱，于是与政委宋维轼商量。
“老宋啊，现在风停了，咱们要不要返回去啊？”
宋维轼回答：“不能回去，坚决前进。”
随后，邓华的电报传来，只有十二个字：“下定决心，继续前进，登陆琼崖。”
船队继续向南。敌机、敌舰很快出动，照明弹划破夜空，炮弹和炸弹接连落下。木帆船没有厚重装甲，船上的武器也十分有限，却凭借分散航行、近距离射击和打兵舰船的顽强作战，牵制了敌军海上力量。
临近拂晓，主力船队抵近七星岭一带。敌岸火力猛烈，船工和战士冒着炮火抢滩。登陆部队上岸后迅速展开，三十分钟内攻克十余座地堡，歼灭并俘获部分守军，突破了滩头防线。
渡海作战中，船工同样承担着危险。52岁的老船工包振发始终守在舵位，炮弹落在身边也没有离开。中弹牺牲后，他的双腿仍紧紧夹住船舵，直到船只靠岸，战士们才发现老人已经停止呼吸。
加强团首渡受挫，付出了代价，却也让指挥员看清了海上作战的复杂性。两天后的重新渡海，正是在这些教训基础上完成的。北创港登陆成功后，部队又在海南岛陆续展开战斗，并于4月4日在琼东北地区与敌军交锋。登陆部队和琼崖纵队相互配合，击退敌军进攻，逐步扩大了立足点。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