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国庆期间，北京故宫午门外，溥仪和杜聿明随人流走到售票处。工作人员并不认识眼前这位老人，只按规矩递来门票，说道：“买票才能进。”
溥仪愣了一下，低声问：“我还需要买票吗？”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分量却不轻。这里曾是他出生、生活并登基的地方，也是他后来被迫离开的皇宫。几十年后，他重新站在门前，却和所有参观者一样，成了需要买票的普通人。
杜聿明等人见状，赶紧替他补了门票。事情没有闹大，溥仪也没有坚持自己的特殊身份，只是跟着众人走进了故宫。有人把这看成尴尬，其实更像一场身份转换的现场演示。
溥仪的一生，恰好被几个“身份”切成了不同阶段。1906年出生后，他在三岁时被慈禧太后选定为皇位继承人。1908年，光绪帝去世，溥仪登基，年号宣统。
那时的清王朝已经危在旦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在隆裕太后主持下，清帝正式退位，六岁的溥仪结束了短暂的皇帝生涯。
退位之后，他仍居住在紫禁城内，民国政府按照优待条件给予经费。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但这场闹剧只维持了十二天。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
离开皇宫，并没有让他真正摆脱旧身份。后来，日本方面利用他的政治名望，将他扶植为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曾希望借助日本力量恢复清朝，结果却发现自己只是政治工具，连日常文件都要按照日本人的意图签署。
1945年日本战败，溥仪在沈阳附近被苏军俘获，随后被押往苏联。1950年，他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溥仪逐渐学会做饭、种菜、缝补衣物，也开始正视自己在伪满洲国时期所承担的责任。
1959年12月，中央决定特赦一批经过改造的战犯，溥仪名列其中。听到消息时，他曾认为自己罪行深重，不应当被释放。走出管理所后，他不再是皇帝，也不再拥有宫门、侍从和特殊待遇。
办理户口，反而成了他真正进入平民生活的第一课。姓名一栏，他不能只写“宣统皇帝”；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也都要按照普通人的标准填写。过去那些冠冕堂皇的称号，到了户籍登记表上，统统失去了作用。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皇帝可以写进史书，却不能代替户口；紫禁城可以成为博物院，却不能继续作为私人住宅。溥仪后来住在亲属家中，工作也由有关方面安排，生活开始围绕工资、粮票和日常琐事展开。
他先后在植物园等处工作，后来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杜聿明、王耀武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在这里从事文史资料整理。几个人都有复杂的过去，却共同面对着一种全新的生活秩序。
杜聿明知道溥仪长期生活单调，便约他外出走走。故宫本来是最合适的地方，可溥仪并不积极。那里既熟悉，又沉重；每一座宫殿都可能唤起一段不愿多谈的记忆。
进门买票只是插曲。参观过程中，溥仪却很快发现陈列中的问题。他熟悉宫廷格局和旧日陈设，看到光绪帝居所内的照片、物品摆放不合史实，便向工作人员指出。起初有人以为他是在挑剔，得知他的经历后，才重新核对资料并作出调整。
有意思的是，溥仪并未借机摆出“老主人”的姿态。他只是说明情况，指出错误。对故宫，他有记忆，却不再拥有所有权；对历史，他有亲历，却不能因此凌驾于制度之上。
参观途中，围观人群渐渐聚拢。杜聿明察觉溥仪不太自在，便带他提前离开。回程时，一名旧式八旗子弟认出了溥仪，竟要行跪拜礼。溥仪连忙把人扶起来，说：“不兴这一套了，大家都是普通公民。”
这句话，和门口那张门票正好连在一起。一个人是否真正告别旧时代，不在于别人还叫不叫他皇帝，而在于他能否接受同样的规则，面对同样的生活。
离开故宫后，溥仪再没有公开参观那里。1962年，他与护士李淑贤结婚，婚姻由自己作主，不再是宫廷安排。二人共同生活，工资交由妻子管理，也曾到各地参观游览。
遗憾的是，溥仪身体积弱，长期服用各种药物，晚年患上尿毒症。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病逝，终年61岁。那张故宫门票留下的，不只是一次进门的费用，更是一个旧身份彻底退出日常生活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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