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阿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杜钰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栾成显是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结合档案文书与历史文献、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深入研究黄册、鱼鳞图册等徽州文书史料，取得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他最早发现并系统研究龙凤时期徽州的鱼鳞图册，深入分析了明清土地清丈的过程与鱼鳞图册的史料价值，极大拓展了明清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研究的视野。他通过细密考证，修正以往研究中对黄册文书的错误认识，探讨了黄册制度的实施过程与实际效果以及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了明清社会经济的深层特质。栾成显的研究极大地促进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确立了明清赋役文书研究的学术规范。他的研究成果不但引领了当时的学术研究潮流，仍然是今后明清社会经济史中前沿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栾成显 徽州文书 鱼鳞图册 黄册
2023年9月，“第七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会后，与会学者前往休宁县、祁门县开展田野考察。考察队伍里，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先生格外引人注目。他与年轻学者并肩同行，穿梭在徽州山村错落有致的粉墙黛瓦间。时而驻足远眺，凝神感受山川脉络与村落格局的呼应；时而俯身蹲下，指尖拂过碑刻上的斑驳字迹，逐字逐句细细研读。连续数小时的山路跋涉，他常常走在队伍前列，步履稳健，目光里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热忱。这位老先生正是深耕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领域40多年的栾成显（1941-2023）。谁也未曾料到，同年12月，栾成显因病逝世，这一噩耗传来，徽学与明清史学界同声扼腕，痛失一位治学严谨、造诣深厚的领路人。
2025年1月，栾成显的遗著《徽州鱼鳞图册研究》正式出版。这部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如同他学术生命的延续，为徽学研究留下了一座沉甸甸的丰碑，也让后世学者得以循着他的足迹，继续探寻徽州历史的深邃脉络。
栾成显是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尤其以明代黄册、鱼鳞图册研究成果享誉学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州文书与明代赋役制度史研究中具有创新性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学者。他潜心治学几十年，确立了档案文书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取得了一系列开拓性研究成果，不仅引领了徽州文书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潮流，更成为相关领域学术探索的重要基石。回顾栾成显的学术人生，对当下深化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走向徽州文书研究之路
栾成显1941年出生于辽宁省盖平县，195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4年本科毕业，并在同年考取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导师是张政烺。同年考入该所的，还有来自辽宁大学的周绍泉，导师是杨向奎。后来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学学科建立的周绍泉、栾成显，在同一年来到了历史研究所，当时只有20多岁。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他们开始恢复业务，确定研究方向，在不惑之年走向徽州文书研究之路。
20世纪80年代恢复工作之后，栾成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从事明史研究工作。他同时继续跟随张政烺编辑《中国古代历史图谱》，主要负责明代和清代图谱的编纂工作。在此过程中，栾成显接触到大量原始文书图片，开始对于文书档案产生了兴趣。1982年9月，日本国立横滨大学鹤见尚弘教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修，栾成显负责接待工作，协助他查阅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徽州鱼鳞图册。这次接待工作成为栾成显开始研究徽州文书，尤其是鱼鳞图册的一个重要契机。
20世纪80年代初，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出现了重视原始资料的趋势，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作为徽州文书的主要收藏单位，逐渐成为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中心。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及安徽省博物馆4家单位共同商定，各自将所收藏的徽州契约文书整理出版。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了由刘重日、刘永成、胡一雅、武新立负责的徽州文书整理组，栾成显随后也参加了这个整理组。1993年，周绍泉（主编）、栾成显（副主编）等主持编纂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出版，全书40卷，分“宋元明”和“清民国”两编，影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契约文书散件3200余件，簿册138册，其中鱼鳞图册16部。这套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成为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成果，掀起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热潮。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徽学研究中心”，1995年2月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成为海内外成立较早的徽学研究机构。周绍泉、栾成显等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书的收藏优势，积极开展徽州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先后出版一系列重要著作，并与海内外同行合作，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使徽学研究不断深入，日益走向世界。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栾成显与周绍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书整理组成员，多次前往徽州各地以及安徽、江苏等收藏徽州文书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搜集研究资料。当时每一次考察，往往要历时一个月以上。在考察过程中，他们访问过当时徽州地区博物馆馆长朱开霖、歙县博物馆馆长胡承恩、绩溪县文化局的余庭光以及安徽省博物馆的石谷风，探访了徽州文书的由来、流向与收藏情况。1989年10月，栾成显在安徽省博物馆发现的休宁二十七都五图从万历十年（1582）至四十年（1612）连续4个大造之年的黄册底籍与相关文书，共有6册，计80余万字，这些资料不仅对于黄册研究，而且对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都是极为难得的文书资料。1990年10月，栾成显来到合肥，每日前往安徽省博物馆抄录这些资料，直到12月，终于将资料都抄录下来，并校对一遍。栾成显抄录、整理史料特别认真，他经常说“慢就是快”，整理材料时一定要细致，要认真校阅。如果错误太多，用时需要重新查阅，反而会更浪费时间。栾成显抄录的这些珍贵材料，错误极少，使用起来非常可靠。
栾成显主张在研究中必须走文献记载与文书档案相结合之路。他指出徽州文书数量多，史料价值高，其中很多类别的文书都有一定批量，成本成册，且跨越时间长，既可作定量、定性分析，又可作连续性追踪考察，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文献记载上缺乏的第一手资料。栾成显在多个场合都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老专家、著名学者王毓铨1983年在明代江南地区经济讨论会上提到的观点：“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往往有这样的做法，为论证某种观点则乱点鸳鸯谱，任意采摘文献，饾饤缀合，而编织成篇。”也就是说，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中，多有将时间、地点、背景各不相同的一些文献记载片断饾饤缀合，以论证某种观点。这种做法对于真正的科学研究，特别是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来说，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主要是史料方面的限制。基于此，栾成显在徽州文书研究领域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他长期聚焦于徽州鱼鳞图册与黄册这两类核心文书，围绕户籍、土地与赋役制度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很多重要研究成果。
二、鱼鳞图册与明代土地清丈研究
鱼鳞图册起源于宋代，是明清时期实行的一项基本土地制度，很早就受到了学界的关注。1933年，明清社会经济史著名学者梁方仲发表了《明代鱼鳞图册考》一文，探讨了明代鱼鳞图册的内容、与黄册的关系、名称之由来、来源、攒造经过等问题。梁方仲的遗稿《历代户籍、地籍、租约、赋役册诠释》还介绍了中山大学所藏十余种明清徽州鱼鳞图册的实物。日本学界也比较关注鱼鳞图册的研究，鹤见尚弘曾对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清初苏州府长洲县鱼鳞图册展开了深入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鱼鳞图册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栾成显是非常重要的引领者。他凭借扎实而深厚的考证功底，以及对徽州地区历史地理与文书文献资料的熟悉，在明清徽州鱼鳞图册研究中，尤其是考证原始资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栾成显是最早发现并系统研究龙凤时期鱼鳞图册实物的学者。以往研究多认为明代始造鱼鳞图册的时间是洪武元年（1368）。栾成显在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徽州文书时，发现一份原编目为《明成化有印鱼鳞册》的簿册。1988年，当时为助理研究员的他发表《龙凤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一文，通过对纸张、形制、亩制、印文以及人名的分析，结合正史、地方志、文集、族谱等文献史料，指出这本簿册实为龙凤时期祁门县土地清丈的一本鱼鳞册实物，“从中既可窥见宋元时期鱼鳞图册的某些特征，又能对比出明清时代鱼鳞图册有哪些继承与发展，在鱼鳞图册的攒造史上，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篇论文在徽州鱼鳞图册研究史上最具有代表性。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明史专家王毓铨对这篇论文有极高的评价，称赞仅凭这一篇论文，便可以达到副研究员水平。
1994年，栾成显发表《徽州府祁门县龙凤经理鱼鳞册考》一文，进一步指出徽州文书中有较多龙凤时期鱼鳞图册的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祁门县十西都九保民字号鱼鳞图册也是“朱元璋占领徽州之后至乙巳改科前，即宋龙凤三年至十年这一时期所攒造的”。他再次强调“徽州地区龙凤时期的土地经理，作为当地明朝开国之初的第一次土地经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在探索明代鱼鳞图册的始造时间时亦完全应该追溯到龙凤时期”。栾成显关于龙凤鱼鳞图册实物的考察，将明代始造鱼鳞图册的时间确凿无疑地推至龙凤年间，这对认识明清土地制度的全貌有重要意义。
栾成显治学严谨，从不轻信权威。无论是被反复引用的文书，还是被广泛认可的所谓经典论述，他都不会简单地“拿来就用”。例如，关于明代洪武年间的土地清丈与洪武鱼鳞图册，以往学界存在一些误解，栾成显根据徽州文书等史料进行了修正。他指出此前被《中国大百科全书》与多部论著当作“洪武丈量鱼鳞图册”广泛引用的图版不是鱼鳞图册实物，而是歙县西溪南吴氏所修的家志《吴氏先茔志》所配的一幅插图；所谓与“洪武丈量鱼鳞图”配套的“分图”也不是洪武时期的鱼鳞图册，而是万历清丈鱼鳞图册。栾成显这种于细微处拨正旧说、正本清源的功夫，使得许多看似定论的问题得以重新检讨，为后续研究扫清了障碍。
吴晗、韦庆远等著名的明史专家都认为明代的洪武土地清丈与洪武鱼鳞图册是全国性的制度。但20世纪50年代，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提出：“六百年来最为传统及当代史家称道的明初全国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这一观点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栾成显通过对传世文献与《明洪武十八年歙县十六都三保万字号清册分庄》《明洪武十九年休宁县十都六保罪字保簿》两件洪武年间的鱼鳞图册实物的细致分析，指出“洪武丈量及其攒造的鱼鳞图册绝不仅限于浙江和南直隶，也不限于江南，而是涵盖了明帝国管辖下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他还提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观点：第一，所谓徽州方志根本从未提到明初曾举行过勘丈，完全不是史实；第二，洪武时期徽州地区的鱼鳞图册的攒造并不是“在同一年几个月时间内编就的”，而是历经数年之久才完成的；第三，洪武时期徽州地区鱼鳞图册的攒造并不是根据原有土地档册照抄照描而编就的，而是经过丈量重新攒造的；第四，洪武时期徽州鱼鳞图册上所记载的各号田土数值，既有丈量面积，即实际田土面积，又有纳税田亩面积。二者用不同的计量单位表示，但表示的面积却相等，当时的税亩并非折亩；第五，洪武时期徽州所攒造的鱼鳞图册是当时订立契约文书的基本依据，在土地买卖、诉讼质证等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实际效用。栾成显的这些判断，有理有据，成为有关洪武土地丈量、鱼鳞图册攒造的基本结论。
以往关于明清鱼鳞图册的起源，特别是其究竟起源于南宋何时，学者们始终有不同意见，并且长期将鱼鳞图册与砧基簿混为一谈。起初栾成显受到当时学界普遍将砧基簿归于鱼鳞图册类文书的影响，认为“所谓砧基簿，即是鱼鳞图册一类簿籍。”随着研究的推进，栾成显修正了原有见解，指出砧基簿其实“是将业户所有的散在诸乡的各色田土归到一起而攒造的一种归户册。”2020年，栾成显在研究中，进一步明确了鱼鳞图之称在南宋绍兴年间已经出现，砧基簿与鱼鳞图关系密切，但不应混为一谈，两种文书的攒造顺序有先后，册籍属性与演变情况也有所不同。他指出，砧基簿是在鱼鳞图帐攒造完成以后，为了税收方便，将田产赋税落实到户而造的归户税役册，其基本属性乃是以地从人，与鱼鳞图帐以人从地的属性不同。后世的鱼鳞图册起源于绍兴经界的鱼鳞图帐，而非砧基簿。砧基簿与由鱼鳞图册派生的鱼鳞归户册性质更接近。栾成显不囿于旧说，对砧基簿所作的这些判断，不仅从横向厘清了其与鱼鳞图册的关系，也从纵向上阐明了其与明清鱼鳞归户册的源流演变，使学界对这些文书的认识摆脱了长时间的缠绕状态，进入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讨论层面。
栾成显是较早着手研究鱼鳞归户册、佥业归户票等土地文书的学者。他厘清了这些文书的基本性质与主要特点，充实了鱼鳞图册制度研究的史料基础。2010年，栾成显对佥业归户票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考察，指出清代徽州的土地佥业已经超出了清丈的范围，佥业归户票也从土地清丈之际的归户凭证扩大为业户的土地买卖、转让以及业户土地所有的凭证了，极大地扩展了其作为土地产权书证的范围。近年来，更多学者关注鱼鳞图册、黄册等官府册籍在产权确认与田土诉讼中扮演的书证角色，探讨清丈归户文书，实际上都与栾成显的研究有密切关系。
随着鱼鳞图册资料的整理与公布，许多学者留意到鱼鳞图册所记载土地数据的史料价值，开始利用册籍登记的土地信息展开数据统计，据此讨论地权分配与永佃制度等问题。栾成显也非常重视对鱼鳞图册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但是他也敏锐觉察到数据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他指出：“如何进行数据统计，怎样评估数据资料的价值，则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要求对数据所代表的概念判断准确；对数据的完整性认识清楚，对数据资料的价值评估恰当。正是在这些方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栾成显充分肯定对鱼鳞图册进行数据统计的意义，但他的态度非常审慎。在他看来，目前保存的鱼鳞图册不够完整，相关记载本身亦存在局限性，为了对数据代表的概念、数据的完整性、数据的价值有准确的判断，必须要走“文献记载与数据统计相结合的道路”。
关于现存苏州鱼鳞图册登记的“佃人”，鹤见尚弘与章有义分别提出了佃农与田面权所有者两种解释。二说各有支持者，学界对于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定论。栾成显结合传世文献，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应该区别鱼鳞图册登记的自业田土与佃种田土，不能把两者统统算作底面分离的田地，理由是如果把鱼鳞册中记载的“佃人”都看成是享有一半产权的土地所有者，那么，所谓田底与田面还有没有区别？栾成显强调佃人不可能都是二地主，否则没有办法解释实际耕种土地的又是哪些人。如何理解鱼鳞图册登记的“佃人”具体所指，直接影响了对鱼鳞图册反映的地权分配情况的认识。栾成显的解释，有助于学界更加辩证地审视基于鱼鳞图册分析地权分配问题的讨论。
栾成显利用鱼鳞图册做定量、定性分析，几乎是和黄册研究同时展开的。为此，他能够充分地结合地籍、户籍两个维度，具有说服力地揭示出明代徽州土地所有、土地买卖的具体情况，即徽州地区土地占有情况差别很大，租佃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但各业户占有土地多呈现犬牙交错、极为分散的状态，业户跨图占有土地的情况十分普遍，土地买卖频繁、规模可观，且交易范围已远超亲邻优先购买的界限。这些发现对于认识明代农村的经济结构都极有帮助。
1987年，栾成显赴日本交流与访问时，对日本所藏鱼鳞图册进行了实地考察。此后的数十年里，他不辞劳苦，辗转各地，系统地调查了海内外鱼鳞图册的遗存情况，为学界查找与利用这些资料提供了重要线索。据他估算，各个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科研院所等机构零散收藏的鱼鳞图册超过2000册，大宗遗存则逾2500册，两者合计总数在4500册以上。栾成显特别强调，相对于零散藏本，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和浙江省金华市两地的大宗鱼鳞图册遗存，尤便于开展统计分析，可以为解决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重大议题提供实证，具有特别重要的研究价值。2017年、2018年，栾成显还两次前往休宁县档案馆，亲身参与整理该馆收藏的1160册明清及民国年间的鱼鳞图册。他针对原编目中存在的断代不准确、都图字号编排错误等问题逐一加以考辨修正，显著提升了这批文献的可用性。栾成显也对这批鱼鳞图册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在清代徽州休宁地区，顺治、康熙等鱼鳞图册攒造完成之后，一直被其后各朝所利用，如有田土买卖、承继过户、典当转让等土地产权转移事项发生，随即在鱼鳞图册之上加以批佥注明。”这一发现与近年所见浙江省金华市兰溪的鱼鳞图册中有大量批注、贴条的情形相互印证，揭示了清代鱼鳞图册特征的新变化。
栾成显用数十年之功，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原始资料，同时做了大量扎实的考证工作，为推进鱼鳞图册的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鱼鳞图册的种类繁多，名称不一，极易混淆。为辨别这些册籍之间的关联与区别，他以徽州地区遗存的鱼鳞图册为例，详细分析各类文书样式与内容的特征，为学界识别与理解这些文书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鱼鳞图册系统的特点，他也作了非常清楚的概括性总结：“所谓鱼鳞图册，实为一个包涵多种类别的土地册籍系统”，该系统中既有草册、正册之分，也有清册与总册之别，又有归户册、分庄册、佥业册等各种册籍，且每种册籍又有多种名称。此外，由于徽州地区历经多次清丈，形成了多套字号系统，并且这些字号信息往往零散记载于鱼鳞图册、契约文书、族谱等各类文书、文献中，故系统整理、识别极为困难。栾成显广泛搜集各种史料，通过大量比对分析，归纳出徽州各县鱼鳞图册字号分配的基本规律与特殊情况，成为判定鱼鳞图册编造年代与所属地域的关键线索。这些整理与考证工作倾注了栾成显的大量心血，不仅有助于推动明清徽州鱼鳞图册的纵深研究，也是其他地区鱼鳞图册整理与研究的重要示范，必将长久地嘉惠士林。
栾成显潜心明清徽州鱼鳞图册研究多年，一向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同时兼顾传世文献的考察，将文献记载与文书档案相结合，对其所记载的制度流变、社会经济情况悉心探析，进而推究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本然面貌与宏观论见。他的每一论断都经过审慎严谨的斟酌，论必有据、言之成理、辨析精微、信实可稽，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体系完备的研究风格，极大地推动了鱼鳞图册制度研究的深入与创新。
三、明代黄册与社会经济史研究
黄册制度既是明代户籍制度，也是赋役之法，同时还是里甲体制的基础。因此，黄册是理解明代制度史、社会经济史特征的一个核心内容。海内外学者很早就关注黄册研究，梁方仲、清水泰次、韦庆远等著名学者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早期的研究主要依赖正史、实录、方志、文集等传世文献，对于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与实际效果缺乏充分的证据。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徽州文书整理与研究的深入，明代黄册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的突破，而栾成显就是利用徽州文书研究明代黄册、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
栾成显在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徽州文书时，发现了多份黄册底籍抄件及相关文书。1987年，他在日本《东洋学报》上发表论文，披露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明初祁门县十西都李务本户黄册抄底、洪武四年（1371）徽州府祁门县十西都汪寄佛户户帖等多份珍稀文书，同时他对当时史学界引用的“赋役黄册”图片的性质提出质疑，为揭示明代黄册的真面目作出了重要贡献。1989年，栾成显又在安徽省博物馆发现了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从万历十年（1582）至四十年（1612）4个连续大造之年的黄册底籍。此后，他在各地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海内外有关单位，搜集到各种类型的黄册文书，总计字数达百万以上。他以这些黄册文书史料为中心，结合档案、文献史料，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994年，栾成显明确指出梁方仲所引日本京都大学收藏的“黄册原本”，其实是明代嘉靖时期泉州府永春县造报的保甲文册，而非明代黄册，纠正了40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对于明代“黄册原本”照片的错误认识。1998年，他的《明代黄册研究》出版，成为该领域公认的经典之作，在中外学术界都产生重大的影响。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就指出：“本书中，作者研究的各项结论都具有新颖性，都可作为一家之言，供学者研讨。作者治史的方法，即档案文书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我认为是极好的，应当提倡和推广。”明史专家唐文基也盛赞：“《明代黄册研究》的出版，是明史学界一大学术成就，是对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突破。”2007年，栾成显修订该书，增添了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某些不当的提法，更加完善了他一系列有关明代黄册的主要观点。
栾成显对黄册制度与相关文书的内容和实质的把握，包含了许多深刻的见解。明朝从洪武十四年（1381）起开始攒造黄册，以后每十年一大造，一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最后一次大造黄册，一共攒造了27次。以往的观点都认为，到了明代中后期，“黄册所登载的内容不过是一部经过官吏里书和地方富户反复变乱而成的假账而已”，“黄册制度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具文了。”栾成显同样清楚黄册制度存在种种弊病，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黄册制度的这些弊病，“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这一制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以人户为中心、以人身奴役为主要内容的黄册制度，尽管其在形式上立法严整，颇为周详，但实际上很难掌握其役使标准。”在栾成显看来，黄册制度不仅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官绅、凡人、贱民等的等级身份。他指出“黄册制度是中国几千年徭役制的继续，同时也是它的终结。黄册制度的衰亡使广大人民摆脱了徭役制的枷锁，从而使人身束缚有所松解。封建时代严格的身份等级亦随之变化。”不过，栾成显并未因此全盘否定黄册的价值，也没有止步于指陈弊病。他搜集、整理了大量黄册原件与抄件，并结合其他文书、文献资料予以深入考察，从而得出一项重要的判断：作为明朝一项根本制度，黄册制度对于明代国家与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册记载的部分数据，即使到明代后期，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尚须作具体分析，“这时期的黄册在一些地方某种程度还发挥着它的作用，黄册制度并未被完全废止。”栾成显利用明代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共计80余万字的黄册底籍与相关史料，指出该黄册底籍有关人丁的记载非常简略，隐漏丁口十分明显，但有关田亩税粮的记载则十分详备，比较可信。栾成显所揭示的这种略于人户、详于税粮的黄册底籍抄本，切实说明了明代后期利用土地清丈成果而攒造的黄册是比较可信的，只要秉持实事求是、谨慎分析的态度，完全可以研究利用其所记载的资料。
传世文献中关于户帖与小黄册的记载很少，栾成显较早发现并披露了多则重要的资料，同时他还富有启发性地指出，明代黄册制度在里甲和赋役制度方面继承了小黄册之法；在户籍制度方面，则继承了户帖的一套做法。在栾成显看来，黄册既是明代的赋役制度，亦为明代的户籍制度。因此黄册文书档案也是研究明代人户、人口问题的第一手资料。
1996年，栾成显发表《明清庶民地主经济形态剖析》一文，以黄册底籍、编审册等文书史料为中心，细致分析了徽州府休宁县朱学源户的人户构成和经济结构。他指出，明清时代像朱学源户这样析产而未分户的大户，在诸子均分制的原则下，内部形成了众多经济上各自独立的子户，同时存在多层次、多分支的宗族所有制。栾成显在深入考察徽州地区析产而未正式分户的大户及其子户的经济形态、赋役属性的同时，也对促进这种关系形成的诸子均分制做了专题研究。与此同时，栾成显又结合徽州契约文书、福建保甲册等资料，具体而微地分析了明清时代“户丁”一语的三层含义：一户之下的成年男子；大户之下析产而未正式分户的子户；具有职役之意。他特别强调在第二层含义中，户丁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在本户的户丁与户丁之间，与当时一般的户与户之间一样，也存在着土地买卖关系，并且亦需明白推收过割。”栾成显基于徽州文书展开的穷尽式的探索，不仅深化了徽州区域史研究，也为整个明清社会结构研究提供了可资比较的重要参照，具有超越区域史的方法论意义。他所揭示的“析产而未正式分户的大户”“总户之下子户的基本含义，实为一种经济单位，而且是独立的经济单位”等现象，与广东、福建等区域研究长期关注的里甲制中的总户与子户、宗族社会的建构与演变等议题，实可相互比较。
古代的徽州以重视宗法而闻名。栾成显通过对婺源《腴川程氏宗谱》与明代休宁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的细致分析，指出黄册中人户承继的意义更重于“承籍当差”，淡化了宗法关系。徽州地区以同宗承继为基本原则，但异姓承继情况也比较普遍。到了明中后期，法律上承认收养异姓义男的合法性，赋予其“同子孙论”的身份，从内部动摇了以男性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这一研究有助于重新认识“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这种通行的看法。
明代里甲制度是编排人户、课征徭役的基础，其建立与赋役黄册的攒造是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二者关系密不可分。栾成显结合黄册文书，对里甲制度也进行了深入考察。1997年，他发表《明代里甲编制原则与图保划分》一文，指出明代黄册里甲的基本编制原则是以人户为中心，不同于为地域划分、属鱼鳞图册系统的都保体制。同时朝廷通过划分户等与编排带管畸零户等方式，使里甲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户聚居的自然村落相结合，并尽可能地减少赋役不均。同年，他发表《明代土地买卖推收过割制度之演变》一文，详细梳理了明代土地买卖推收过割制度的前后演变情况，揭示了明初实施的“田不过都”制、明代长时间通行的黄册推收制度与明末恢复的随时推收之制的特点。此后，栾成显发表《论明代甲首户》一文，以翔实资料有力论证了每里有百户甲首的观点，并指出甲首本是一种职役，“明王朝是把一切有能力纳税赋役的人户，都编为甲首，明代黄册里甲中的甲首，实质上即是明王朝封建国家统治下的编户齐民”。栾成显的这些见解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特别是他关于每里有百户甲首的论证，终结了以往学者对此问题的诸多分歧，大大深化了明代甲首户乃至黄册里甲制度研究。
栾成显对明清时期黄册制度、编审册制度、保甲制度的人口统计功能也做了专门研究。1998年，栾成显通过考察黄册文书档案，确凿无疑地证实了明代黄册所载人口事项均包括妇女在内。此后，栾成显分别撰文对明初人口统计的“不亏原额”说、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册编制重点转移说提出商榷，并指出洪武二十六年（1392）成书的《诸司职掌》的人口数据来源，应是属于与黄册不同的另外一种人口统计系统。2006年，栾成显发表《〈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研究》一文，指出清代户口统计制度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依据编审册转到了保甲册，统计的对象也从编审人丁变为大小各口，从而实现了从部分人口清查走到全社会人口统计的转变，使户口统计趋于真实全面。在栾成显看来，“这是明清户籍制度的一个重大转变。堪称中国在走向近代人口统计方面迈出的关键的一步”。
栾成显利用黄册文书等丰富的一手资料，深入探讨了明代农村社会的阶级构成、经济结构等问题。他利用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保存下来的黄册与土地文书，指出该图的经济结构是以地主制经济为其主体，自耕农经济占有一定比重，中国封建社会地主自身经济存在的具体形态可以分为累世同居共业、析产而未分户、析产随即分户三种类型。栾成显特别强调应该注意析产而未正式分户的情况，指出在中国古代人口众多的户多是包含众多子户的复合型家庭，而非传统认知的累世同居的大户。1990年，栾成显结合《王源谢氏孟宗谱》与谢能静户相关契约文书，全面考察了谢能静户在明朝初年积累土地、成为富裕的庶民地主的途径与过程，并指出谢能静的子孙又通过科举成功，“既富且贵”，成为十分显达的官僚地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地主向上发展的一个极为普遍的道路。1996年，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为中心，分析了程氏宗族的土地积累过程与经商事迹。他通过对谢能静户、程虚宇户两个个案分析，生动地展示出明朝社会阶层变化的内在动力。之后，栾成显对如何看待中国封建社会的庶民地主这一阶层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论断。他指出庶民地主向官府所缴纳的赋税主要来源于剥削佃农的地租，并且私租大大重于公赋，因此庶民地主本质上仍是剥削者，虽整体势力逊于官僚地主，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呈逐渐发展扩大之势，其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地位亦愈显重要。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的特性与历史作用，是20世纪下半叶学界聚讼纷纭的热点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投入其中。对于这一宏大议题，栾成显通过对具体的文书材料和个案的扎实探讨，逐步提出自己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解。见微知著，由专达通，这既是栾成显治学的突出特点，也是最见其研究价值的地方。
栾成显在考察黄册制度的同时，敏锐地洞察到黄册制度推行过程中同时置立有立户信票、税契文凭、推单、推税票、收税票等其他文书。这些文书之间的关系，原本是比较容易混淆的。但经过他条分缕析的梳理，其各自功能与相互之间的联系得以清晰呈现。栾成显还比较了明代后期的黄册与实征册之间的关系，指出：“尽管实征与黄册有所不同，但总的看来，直至万历时期，徽州地区一直是以黄册作为实征的基本依据的，实征册并非是完全脱离黄册的另外一种册籍。”至于明代的黄册与清初编审册的关系，他则认为“二者明显有承继的一面，但在实质上，二者又有更多的不同之处。其所反映的，正是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以往关于与黄册密切相关的实征册、编审册的论述，多依据传世文献，其实际登载的内容并不清楚。栾成显发掘了相关文书并对其进行深入考察，由此厘清了它们之间的继承与演变关系，这对于理解明清赋役制度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其他地区遗存的民间文书相比，徽州文书中保存了数量尤为庞大、种类格外丰富的黄册及相关文书，这一得天独厚的史料优势，为深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条件。栾成显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进行了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的研究，其成果已成为后来者难以绕过的学术基石。近年来，随着纸背文书的不断发掘与披露，更多此前未被发现的黄册资料得以面世。这些新史料，不仅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也在诸多关键问题上印证了栾成显既有的论断，进一步验证了其研究成果的可靠与洞见的深远。
四、学术视野与治学风格
栾成显是徽州文书研究领域的先行者，更是徽学学科的重要开拓者。不同于将研究局限于徽州本土的地方史路径，他的徽州文书研究自始至终都以解答明清中国整体社会经济的核心问题为根本旨归。
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史学界曾围绕五个重大历史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学界将其形象地称为“五朵金花”，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便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但受限于史料条件，当时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讨论，尤其是明清时期土地所有制形态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理论层面的分析，缺乏扎实细密的微观实证支撑，也缺少直接可靠的原始档案证据。这一研究僵局直到徽州文书被大规模发掘整理后才逐渐被打破，而栾成显依托徽州文书展开的一系列系统性研究，恰恰为重新认识明清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提供了关键支撑，填补了研究空白。栾成显对黄册文书中保留的明末清初朱学源户资料的个案分析，便是极具代表性的成果。朱学源户是明代万历年间徽州拥有500余亩水田的匠籍大户，但早已在实际生活中“异财别居”，分化出四五十个独立经营的小家庭，每个小家庭各占有10余亩田地，占地最多的一户也不过80余亩。栾成显先生利用这批黄册文书资料展开微观解剖，恰恰弥补了传统正史、文集、地方志中关于土地占有关系“大而化之”的记载缺陷，让研究者得以触摸到传统中国土地占有关系的真实形态。他进一步指出，在明清社会中，析产分户固然是常见的民间惯例，但实际社会生活中还存在“析产而不立户”“分爨而不异居”“分居而同堂出入”等多种复杂形态。对于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而言，朱学源户这类庶民地主的存在形态，远比高门大户的官宦世家更具有普遍性，正是这类个案，为理解明清中国土地所有制结构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微观样本。
栾成显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契约文书研究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与推动者。他一方面通过大量扎实的个案研究，充分展现出徽州文书与徽学本身的学术魅力；另一方面也通过笔谈、综述等多种形式，系统梳理了徽州的历史文化、徽州文书的价值与徽学的学科内涵，有力地推动了徽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与此同时，他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学术胸怀，在深耕徽州研究的同时，也了解其他区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为明清地方文书、明清区域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栾成显在研究中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方法，以实证性论证为基础，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分析论证。这种科学实证的主张，首先并集中体现在他对史料工作的极端重视上。他非常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利用，大力提倡并始终坚持走文献记载与文书档案相结合之路，注重资料的多样性、系统性与综合性。翔实宏富的原始资料积累、多元参证、多维视角、鲜明的问题意识，是栾成显成果的鲜明特色，并素来为学界所推崇。更加难得可贵的是，栾成显始终秉持审慎严谨的治学准则，认真考订每一条征引的史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也正因为这份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他订正了许多此前学界存在的文书误读与错误认识，从而提出了与历史实际相符合的判断。
“解剖麻雀”“小题大做”是经济史研究十分推崇的研究方法，也是栾成显研究明清契约文书始终坚持使用的方法。他以具体的问题、典型的个案或具有重要价值的文书作为研究对象，全面搜集、充分占有相关的各类史料，既对文书本身进行细致考证和准确解读，更将其置于整个史料体系中进行综合分析，在尽可能完整厘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将其置于自身历史发展脉络与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的整体格局中进行比较与阐释，从而揭示出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栾成显所做的个案研究都是密切相关的，这使得读者可以从各个相通的方面，对其中所呈现的社会经济整体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栾成显的学术生涯呈现出鲜明的“精而专”特点，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鱼鳞图册、赋役黄册等少数几个核心课题上，进行长达数十年的持续追踪研究。这使得他能够对研究材料与相关成果保持长时间的关注与思考，随着新史料的发现与认知的更新不断完善观点。1987年，栾成显发表关于明初徽州府祁门县李务本户的研究论文时，曾认为该户“土地被人占业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田面权与田底权分离的土地所有权的分割现象”，并认为该户是因违反了“兄弟相继，昭穆不应”的封建宗法的继承制度而破了产。但到1998年，他将这篇文章收入《明代黄册研究》时，不仅删去原来论文中关于“田面权与田底权分离”的相关论述，还修正了对李务本户破产原因的判断，他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于李务本户在无子立嗣时违犯了封建宗法制度所致，但其背后却反映了谢李两姓宗族对李务本户的土地财产之争。”在1998年发表的《明代黄册人口登载事项考略》一文中，栾成显认为“自明中叶以后，黄册所载女口一般不包括妇女小口在内”。由于后来发现的《嘉靖四十一年严州府遂安县十八都下一图六甲黄册原本》仍载有妇女小口在内，所以2007年，栾成显先生再版《明代黄册研究》时，他将这一史料补充进论文，并将原来结论修正为“自明中叶以后，黄册所载女口一般多不包括妇女小口在内。”他增加一个“多”字，尽显其治学的审慎与细致。
栾成显的著述以精益求精著称，多为见解独到、富于创新之作，长期以来被海内外同行广泛阅读、参考和引用。梁方仲曾说，发表一篇论文，至少要站得稳几十年，即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都有人需要读你的文章，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栾成显关于黄册、鱼鳞图册的研究正是这样经得起检验的成果。他的《明代黄册研究》从1998年出版至今，已经将近30年，仍然是相关领域最重要的、前沿的研究成果，其持久的学术生命力，正是对上述标准最切实的印证。
栾成显在徽州文书与徽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始终以开阔的通史视野为支撑。他很早就参加他的老师张政烺主持的《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的编纂工作，这个项目自1958年开始立项，中间几经变动，屡兴屡废，但栾成显一直坚持参与编著工作。21世纪初，这个项目重新启动，他除了继续独立编著“清代卷”外，“明代卷”事实上也是栾成显完成定稿。他多次表示，这是“老师”的项目，无论多忙，也要坚持完成。《中国古代历史图谱》2016年出版，一共12卷17册，其中《明代卷》与《清代卷》共4册，占到全部工作量的四分之一。可以说，这个项目能够最终完成并出版，栾成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栾成显能够取得这些学术成就，与其勤奋、专注、谦逊的个人品格密不可分。1980年，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研处在所内组织了一个日语学习班，每周学习三次，最初大家学习热情很高，但最终能够坚持下来，后来又通过自学而能够精通日语的学者并不多，而栾成显就是其中之一。他非常重视与海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他曾于1987年、1994年两次前往日本访学，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与研究成果，与日本学者鹤见尚弘、岸本美绪等建立起深厚的情谊。20世纪90年代初，栾成显参加了刘俊文主编的《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项目，他主要负责第6卷“明清”部分的翻译工作，同时也翻译了第2卷“专论”中的部分论文。他翻译了西嶋定生、宫崎市定、田中正俊、山根幸夫、藤井宏、岩见宏、小山正明、滨岛敦俊、小野和子、佐伯有一等当时日本明清史学界重量级学者的重要论文，对于推动20世纪90年代中日学术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2024年，栾成显结合亲身经历，回顾了徽州文书的整理与出版、代表性成果的发表、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历程。他在文中特别强调“做学问要独立思考，但绝不能闭门造车。特别是一种学问的兴起，更离不开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这一主张既凝结了他多年的治学经验，也体现出他对学术共同体建设与对话的深切推崇。
栾成显自大学时代起，便以长跑为终生习惯，数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无论在家，还是出差在外，他的足迹，始终与奔跑相伴。强健的体魄，不仅培养了他的坚持性格，更成为他学术生涯中持久深耕的坚实根基。2017年秋天、2018年春天，他两次前往休宁县档案馆，历时80余天，系统整理该馆收藏的鱼鳞图册。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在缺乏专业扫描设备的条件下，仅凭一台单反相机，日均弯腰数百次，拍摄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这种持续高强度的工作，对于腰、腿、颈椎都是严峻的考验。栾成显能够坚持下来，就在于其坚韧的品格与强健的身体。
徽州文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史研究领域发掘出的新史料，这批总量超百万件、跨越宋、元、明、清至民国千年历史的原始文书，不仅填补了明清古文书史料的诸多空白，更是推动明清史研究突破瓶颈、走向纵深的关键依托之一，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栾成显步入不惑之年方涉足徽州文书研究，当时国内对徽州黄册、鱼鳞图册这类核心赋役文书的整理研究几乎一片空白——此前学界研究黄册制度，只能依靠《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官方文献，从未见过黄册原件，诸多核心问题只能停留在推断层面，大量未经整理的原始文书堆积在库房中蒙尘。栾成显凭着超乎常人的学术热忱，一头扎进故纸堆中，逐页识读、比对、考辨，从杂乱的遗存中先后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明清时代黄册、编审册、鱼鳞图册等赋役文书。他采用文书与文献互证、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围绕这批徽州文书展开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不仅厘清了明代黄册、鱼鳞图册的造册程序、登记内容等核心问题，而且纠正了以往史学界对于黄册、鱼鳞图册性质的误判，极大地推动了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向深处掘进，奠定了明清赋役文书整理与研究的基本学术规范，为后学搭建了清晰可依的研究框架。他的研究成果引领了那个时代徽学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潮流，其提出的核心观点与整理方法，至今仍是学界开展明清社会经济史前沿探索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滋养着后学晚辈。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4期（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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